以下再依诗人的出生年代，并以十年为一世代单位，分别加总并计算比率。相关数据详如下列（参见表4，图2）。

表4‧“2011台湾诗选”选录诗人之世代差异统计表

出生世代	人数	比率
1920～1929	4	5.4%
1930～1939	2	2.7%
1940～1949	15	20.3%
1950～1959	17	23.0%
1960～1969	11	14.9%
1970～1979	12	16.2%
1980～1989	7	9.5%
1990～1999	2	2.7%
不详	4	5.4%
合计	74

 

                           图2‧“2011台湾诗选”选录诗人之世代差异长条图

 

从上列的数据来看，1950～1959世代的诗人入选“2011台湾诗选”的人数最多，共17人，占23.0%。1940～1949的数量次之，共15人，占20.3%。1970～1979再次之，共12人，占16.2％。1960～1969的排第四，共11人，占14.9％。整体而言，前四名的差距有限，而1940～1949，1950～1959，1960～1969与1970～1979这四个世代的入选人数达55人，比率为74.3%，将近3/4，由此可见台湾入选“年度诗选”的主力所在。

至于入选“年度诗选”的中生代（1950～1969）诗人有28人，比率高达37.8%，和前行代的21人（28.4%）和新生代的19人（25.7%）相比，彼此的差距虽然有限，但中生代诗人在入选“年度诗选”的优势仍相对明显。

 

四、2011年度报刊发表诗作数量与世代之关系

 

最后，再以台湾2011年度于报刊发表的诗作数量进行统计，并以该年度发表最多的前十名为分析对象，同样不论作者的国籍，但以发表的数量为准。2011个别诗人年度发表数量（含报刊重复发表）的前十名分别是：向明（49首）、赵天仪（43首）、方群（33首）、邓荣坤（26首）、林明理（25首）、林焕彰（23首）、李进文（19首）、方明（17首）、落蒂（17首）、林文义（11首）、颜艾琳（11首）。

    排行第一的是向明（1928～），在2011年共发表49首诗作，其中报纸31首，分布在7种报纸；期刊18首，分布在11种期刊。向明的发表以报纸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中华日报》、《自由时报》、《人间福报》、《世界论坛报》、《更生日报》与《联合报》（参见表5）。

表5‧2011年向明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31	期刊18
《中华日报》8 《自由时报》5 《人间福报》4 《世界论坛报》4 《更生日报》4 《联合报》4 《中国时报》2	《新文坛》3 《卫生纸诗刊》3 《吹鼓吹诗论坛》2 《乾坤诗刊》2 《诗报》2 《文讯》1 《风球诗杂志》1 《海星诗刊》1 《创世纪》1 《新地文学》1 《葡萄园诗刊》1

 

排行第二的是赵天仪（1935～），在2009年共发表37首诗作，其中报纸17首，全集中在《台湾时报》；期刊26首，分布在9种期刊。赵天仪的发表以期刊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台湾时报》、《笠诗刊》、《中国语文》与《台湾文学评论》（参见表6）。

表6‧2011年赵天仪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17	期刊26
《台湾时报》17	《笠诗刊》6 《中国语文》4 《台湾文学评论》4 《台湾现代诗》3 《文讯》2 《文学台湾》2 《创世纪》2 《盐分地带文学》2 《海星诗刊》1

 

排行第三的是方群（1966～），在2011年共发表33首诗作，其中报纸13首，分布在5种报纸；期刊20首，分布在6种期刊。方群的发表以期刊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乾坤诗刊》、《葡萄园诗刊》、《创世纪》、《人间福报》与《中华日报》（参见表7）。

表7‧ 2011年方群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13	期刊20
《人间福报》4 《中华日报》4 《自由时报》3 《青年日报》1 《联合报》1	《乾坤诗刊》5 《葡萄园诗刊》5 《创世纪》4 《吹鼓吹诗论坛》3 《笠诗刊》2 《大海洋诗杂志》1

 

排行第四的是邓荣坤（1958～），在2011年共发表26首诗作，其中报纸26首，分布在4种报纸；期刊则挂0。邓荣坤所有的诗作都在报纸发表。发表较多的刊物是《更生日报》与《青年日报》（参见表8）。

表8‧2011年邓荣坤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26	期刊0
《更生日报》14 《青年日报》8 《人间福报》3 《中华日报》1

 

    排行第五的是林明理（1961～），在2011年共发表25首诗作，其中报纸7首，集中在1种报纸；期刊18首，分布在7种期刊。林明理的发表以期刊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人间福报》与《新文坛》（参见表9）。

表9‧2011年林明理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7	期刊18
《人间福报》7	《新文坛》4 《文学台湾》3 《乾坤诗刊》3 《创世纪》3 《海星诗刊》2 《笠诗刊》2 《盐分地带文学》1

 

    排行第六的是林焕彰（1939～），在2011年共发表23首诗作，其中报纸16首，分布在5种报纸；期刊7首，分布在5种期刊。林焕彰的发表以报纸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人间福报》与《中华日报》（参见表10）。

表10‧2011年林焕彰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16	期刊7
《人间福报》7 《中华日报》4 《国语日报》3 《中国时报》1 《自由时报》1	《乾坤诗刊》3 《文讯》1 《吹鼓吹诗论坛》1 《创世纪》1 《盐分地带文学》1

 

    排行第七的是李进文（1965～），在2011年共发表19首诗作，其中报纸11首，分布在5种报纸；期刊8首，分布在2种期刊。李进文的发表以报纸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创世纪》与《台湾时报》（参见表11）。

表11‧2011年李进文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11	期刊8
《台湾时报》4 《自由时报》3 《人间时报》2 《中华日报》1 《联合报》1	《创世纪》6 《乾坤诗刊》2

 

    排行第八的是方明（1954～），在2011年共发表17首诗作，其中报纸3首，集中在1种报纸；期刊14首，分布在5种期刊。方明的发表以期刊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创世纪》与《乾坤诗刊》（参见表12）。

表12‧2011年方明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3	期刊14
《中国时报》3	《创世纪》5 《乾坤诗刊》4 《海星诗刊》2 《吹鼓吹诗论坛》2 《幼狮文艺》1

 

    排行第九的是落蒂（1944～），在2011年共发表17首诗作，其中报纸8首，分布在3种报纸；期刊9首，分布在4种期刊。落蒂的发表在报纸与期刊数量相近，发表较多的刊物为《创世纪》与《中华日报》（参见表13）。

表13‧2011年落蒂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8	期刊9
《中华日报》4 《自由时报》2 《联合报》2	《创世纪》5 《葡萄园诗刊》2 《乾坤诗刊》1 《诗报》1

 

并列第十的有两位，第一位是林文义（1953～），在2011年共发表11首诗作，其中报纸4首，分布在2种报纸；期刊7首，分布在5种期刊（参见表14）。

表14‧2011年林文义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4	期刊7
《中华日报》2 《自由时报》2	《笠诗刊》2 《创世纪》2 《乾坤诗刊》1 《联合文学》1 《盐分地带文学》1

 

排行第十的另一位是颜艾琳（1968～），在2011年也发表11首诗作，其中报纸8首，分布在5种报纸；期刊3首，分布在3种期刊。颜艾琳的发表以报纸为主，发表较多的刊物为《大纪元时报》（参见表15）。

表15‧2011年颜艾琳新诗发表数量统计一览表

报纸8	期刊3
《大纪元时报》4 《人间福报》1 《中华日报》1 《自由时报》1 《联合报》1	《吹鼓吹诗论坛》1 《明道文艺》1 《乾坤诗刊》1

 

    以下再依诗人的出生年代，并以十年为一世代单位，分别加总计算。相关数据详如下列（参见表16，图3）。

 

表16‧2011年台湾个人发表诗作前十名诗人之世代差异统计表

出生世代	诗人
1920～1929	向  明（1928）
1930～1939	赵天仪（1935）、林焕彰（1939）
1940～1949	落  蒂（1944）
1950～1959	林文义（1953）、方  明（1954）、邓荣坤（1958）
1960～1969	林明理（1961）、李进文（1965）、方  群（1966）、颜艾琳（1969）

 
                                                图3‧2011年台湾个人发表诗作前十名之世代差异长条图

                          图4‧2011年台湾个人发表诗作前十名之世代差异饼图

从上列数据来看，台湾2011年度于报刊发表的诗作的前十名诗人中，出生于1960～1969的最多，共有林明理（1961）、李进文（1965）、方群（1966）、颜艾琳（1969）等4人。1950～1959的次之，共有林文义（1953）、方明（1954） 、邓荣坤（1958）等3人。1930～1939排第三，共有赵天仪（1935）、林焕彰（1939）等2人。1940～1949有落蒂（1944），1920～1929的则有向明（1928）。至于1970以后出生的诗人，年度的诗作发表数量都在十名之外。

以年度发表数量前十名的名单来看，中生代（1950～1969）诗人共有7人，比率为63.6%，前行代诗人则有4人（36.4%），新生代为０，中生代诗人在年度发表数量前十名的抽样检验中，也有相当明显的优势。

 

五、结论

 

不论是年度出版诗集的数量，或是入选“年度诗选”的名单，乃至年度于报刊发表的诗作的前十名诗人，基本上“这些系统是文学场内部的社会轨迹和位置的产物。¹¹”是以总和前列的三项检索条件，再与台湾中生代诗人的表现交叉比对，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现象。

首先，在年度出版诗集数量的差异来看，2001年中生代诗人出版的诗集为24册，比率只有31.2%，并不具有优势。推究其原因，应该是台湾在出版著作并没有任何限制，加上新世纪以后，印刷业的科技日新月异，如POD¹²的推出，便对诗集的印制有很大的裨益，出版的门坎相对变低，因此年轻一代的诗人，如1970～1979与1980～1989这两个世代（新生代）的出版诗集数量反而最高，超过总数的1/3，也超越中生代诗人的出版量。是以这样的数据，也某种程度的反映台湾年轻一代诗人对于创作出版的重视与实践。

其次，在2011年入选“年度诗选”的名单中，中生代诗人有28人，比率达37.8%，将近四成，这一部分的优势相对明显。而新生代入选的共有19人，占25.7%，但仍不及前行代的21人（28.4%）。考察其原因，应该是“年度诗选”的选录有其“一贯性”与“权威性”，加上主选者多为中生代诗人，新生代一时还难进入权力核心，因此在入选“年度诗选”的表现不尽理想，但是中生代诗人则有其主客观的优势存在。

最后，在2011年度于报刊发表的诗作的前十名诗人名单中，中生代诗人共有7人，比率为63.6%，接近2/3；前行代有4人，比率为36.4%；至于新生代诗人则付之阙如，没有人能达到前十名的发表数量。考察其原因，应该是在报刊发表必须通过“守门人”（gatekeeper）的审核，而年长一辈（前行代、中生代）的经历、能力与人际关系，理论上皆优于年轻一代，因此新生代在平面传媒的发表困境也相对浮现。是以新生代诗人的报刊发表数量不仅不及中生代，甚至连前行代诗人都难以相比，中生代诗人在这部分的活力相对旺盛，而新生代的劣势则十分明显。

  布尔迪厄曾表示：“文学场看作是一个力量场，也是一个争斗场。¹³”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也说：“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的写作。¹⁴”而不同世代的写作表现，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政治写作不只是在字面上完成语言建构，更于社会各场域中铺建其语言规范、逻辑与相争，藉以完成群众之国家共（认）同感的经营。¹⁵”而在不同世代的诗人写作中，其竞逐的同异，也因时空的转换而有所差异。毕竟，“在文学典律化的过程中，资源分配是最主要的核心关键，这也就是谁能取得主导文化生产与消费管道的问题。透过典律的形成与典范的塑造，极少数的权威声音不仅能掌控潮流，同时也能影响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¹⁶”因此在世代间的竞争或合作，也有如此深远的交互影响。

总的来看，在以2011年为时间轴度，搭配诗集出版数量，入选“年度诗选”人数，以及年度于报刊发表创作前十名等三项条件，再逐一检视当前的台湾诗坛。经由量化的数据可以明确发现，1949以前出生的前行代诗人仍有可观的活力，而1970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诗人也正在崛起中，但是作为当前台湾诗坛的中坚群体，关于中生代诗人的付出与成就，仍然是建构台湾新诗创作所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

 

引用文献:

布尔迪厄（Pieere Bourdieu），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布尔迪厄（Pieere Bourdieu），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向阳，《浮世星空新故乡——台湾文学传播议题析论》，台北：三民书局，2004。

朱刚，《萨依德》，台北：生智文化公司，1997。

林于弘，《台湾新诗分类学》，台北：鹰汉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胡家瑜，〈从移动的空间到转变的地景——对于赛夏社会变动性与稳定性的另类思考〉，收录于黄应贵主编，《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之意象、实践与社会的生产》，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9。

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着，叶淑燕译，《文学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张诵圣，《文化场域的变迁》，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

陶东风译，戴维．斯沃茨着，《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解昆桦，《转译现代性：1960～70年代台湾现代诗场域中的现代性想象与重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李又蒸译，《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8。

 

注释：

1.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着，叶淑燕译，《文学社会学》（台北：远流，1990），页29。

2.同前注，页35。

3.同前注，页9。

4.转引自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着，叶淑燕译，《文学社会学》（台北：远流，1990），页10。

5.朱刚，《萨依德》（台北：生智，1997），页122。

6.向阳，《浮世星空新故乡——台湾文学传播议题析论》（台北：三民，2004），页17-18。

7.同注1。

8.陶东风译，戴维．斯沃茨着，《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上海译文，2006），页136。

9.胡家瑜，〈从移动的空间到转变的地景——对于赛夏社会变动性与稳定性的另类思考〉，收录于黄应贵主编，《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之意象、实践与社会的生产》（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9），页337。

10.张诵圣，《文化场域的变迁》（台北：联合文学，2001），页115。

11.布尔迪厄（Pieere Bourdieu），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262。

12.POD（Print on demand）是以高阶打印的质量，将作品（电子文件）输出并装订成册。POD的印制质量虽不及传统印刷精致，但是用来处理以文字为主（小说、散文、新诗、论文等）的少量印制，则有快捷便利与节省成本的相对优势。

13.布尔迪厄（Pieere Bourdieu），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83。

14.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李又蒸译，《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台北：时报文化，1998），页29。

15.解昆桦，《转译现代性：1960～70年代台湾现代诗场域中的现代性想象与重估》（台北：台湾学生，2010），页9。

16.林于弘，《台湾新诗分类学》（台北：鹰汉文化，2004），页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