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诞生之前的波涛

          ——序《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

洛夫

(著名诗人 北师大珠海分校华文所名誉所长)

仅就中国大陆而言，中生代诗歌发轫于朦胧诗末期，大成于90年代，这或许是一个可信的历史概述。至于台湾，中生代诗歌发展的时序和轨迹并非如此明显，但其 成长的势头与个别成就，却是台湾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最受关注且能展现传承脉络与典律变迁的现象。不过迄今“中生代”这个源于地质学的名称，其属性，特征与代 际划分，仍有待进一步的梳理与厘清，而求证最好的方式，莫如先端出一盘精美可口的大菜来，以资品鉴与检验，于是这部《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便应运而生。

在“中生代”此一命名之前，先有大陆的“中间代”和台湾的“中坚代”之说。“中间代”与“中生代”着重于时间性的代际划分，而“中坚代”则强调诗人的主体 性、独立性，且意味着在取代行将式微的前辈地位之前便已卓然有成，颇能代表台湾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大约出生于1949年（苏绍连）到1969年（陈大 为）之间，约于80年代出道诗坛，成为90年代至今的台湾诗歌群落的主干份子。此与中国大陆诗歌生态的形成大致相似。前浪势衰力竭，后浪汹涌而来，中生代 势必成为大海诞生之前的波涛，此乃文学史演进的自然规律，谅无疑议。

中国大陆于2004年曾出版一部《中间代诗全集》，这可能是“中生代”这一命名的前身，但有人质疑“中间代”这个说法有欠周延，不够科学。其实早于 2001年大陆中生代诗人欧阳江河就在讨论“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生代的几项特性：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及知识分子身份，只是并 未把“中生代”这个名词推向历史的前沿而成为当下诗坛议题的聚焦。近年来对“中生代”及其创作状况已有日趋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要者有吴思敬教授的 〈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的论述，其中他抛出了“宏观描述”，“沟通海峡两岸”，“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三个议题，继而北京出版的《诗探 索》（2008年第一辑）又推出一个包括屠岸、鲍昌宝、张立群、王珂四篇宏论的“中生代研究”专辑。相较之下，台湾诗坛对中生代的客观论述和个案研究都远 不如大陆。这部《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的问世或许只是一个起点，期望今后对中生代的写作生态，特性分析，历史定位有较全面的论述与确认。

大陆评论界曾有这样的看法：“在近年以运动为主要特征的诗歌环境里，诗坛几乎沦为赤裸裸的名利场，诗歌的艺术之争常变味为“话语权＂之争。诗人的代际变化 太快，如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诗人各领风骚三两天．．．．”（王珂语），于是，有些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中生代诗人面对如此恶化的诗坛生态，只有冷眼 相对而抱持一种暂不作为的消极抗拒，其实是处在一种沉潜的，内视而深刻化的待势而起的积极状态中。王珂把他们的写作特性归类为“寂寞的个人写作”，“自我 玩味的艺术写作”，“独善其身的人生反思写作”，与“哲理追寻的神性写作”等。如从诗歌的内在精神和诗艺层次的角度来看，以上四类的写作思路毋宁是正常的 良性倾向，事实上也正是台湾与港澳诗人长期以来写作“路线”的几个重要选项。

大陆诗坛除了朦胧诗对诗歌的现代化具有启蒙作用外，80年代末期“第三代”的出现是一个异数，他们反英雄，反崇高，反泛道德，把诗坛的水搅浑了，却也不妨 解释为“生机勃发”的另类现象。第三代诗人群落出场的方式通常只见群体，不见个人，评论界称之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不仅群体杂乱，缺乏共同信念，大多 显示美学修养之不足，所谓“下半身派”，“垃圾派”只是其中之一二。谁是诗坛的主流？谁是主流中领袖群伦的大诗人？恐怕至今仍难有定论。

最近沈泽宜教授在一本诗刊的〈发刊词〉中提到：“从80年代后期至今的二十年间，当下的诗歌写作在如此长的时段内，片面向纯形式竞技倾斜，思想贫瘠，话语 空转，与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现实感受渐行渐远。诗歌开始在精神上萎靡不振。”这是十分典型的中国大陆新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呼声，是针对近年来大陆诗坛极端异 化，乱象纷呈的具有正面意义的一记警讯。不过，有一个概念必须澄清：诗歌读者的现实感受并非来自对现实世界表象的投射，吸引与感动读者的是具体而鲜活的意 象世界，这种意象既起了调整现实的作用，也是一种饱含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的载体，而真正感动读者的不是（或不仅是）由个人的或社会事件煽起的激情，而是诗 性语言所衍生的艺术感染力。因此，我一直怀疑，那种唠叨不休、口水四喷的所谓“叙事诗”，那种食之无味的冷叙述的散文，能称之为诗吗？谈到叙事诗的写实手 法，使我想起简政珍在其《台湾现代诗美学》转述美国评论家、小说家浩韦尔斯（W. D. Howells）的一段话：“写实文学不仅要有伦理观（ethics），也要有美学观（aesthetics），不能进入美学殿堂的作品，不是文学的课 题。反应人生的积极意义，不只是被动地报导事件，而是要让本身的书写成为美学事件。”不错，诗歌写作使其成为美学事件是绝对必要的。

台湾诗坛自80年代之后，就在现代主义精神并未完全消退，后现代写作日益标新立异之际，中生代诗人群体已隐隐崛起，且发生了变化。对现实的逼视，对政治的 敏感，显然已成了他们主要的诗歌精神，其诗作大大发挥了参与意识，和批判功能。不过其中也有部分诗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美学旨趣，他们多为大学中文系毕 业，自始即从民族瑰宝的古典诗歌中摄取传统美学的精髓，并转化为自己的创作力量，他们最大的特色即在语言的典雅。大陆某些诗人对台湾诗歌的语言风格颇不适 应，认为有“五四”的遗风，其实非也。五四文学对台湾现代文学写作的影响甚微，1949年后台湾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远比中国大陆深厚。大陆诗人 普遍都在毛语式和鲁迅文体之下长大，口语成为言说的主调，而台湾诗人在养成教育中即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书写文体的文白交杂自所难免，其实口语与书面语的 适当调配无疑是促使诗歌提升到纯净典雅之境界的重要因素。

在台湾，不论前辈或中生代诗人，他们的诗艺追求和风格演变，也大致上类似以上王珂教授的四大归类，他们可能认为这才是“常态”写作。他们写现实，而表现手 法却不一定是写实的，现今台湾诗坛主流的“创世纪”、“蓝星”、“台湾诗学季刊”、“当代诗学”等的诗人群落无不如此。中生代诗人们的创作在成熟后的稳定 发展中已有了非凡的成就，其中简政珍的诗歌精神尤为突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洁癖。直接介入政治，凛然批判政治的诗人也许不止简政珍一人，但简之 尖锐，以及反讽暗喻和意象之精准有力，无人能及。不过如把他归类为“政治诗人”又未必准确。在较深刻的认知与定位上，他应是一位在知性深度，哲学厚度与生 命意识强度等方面都较为凸显的诗人，可他也并未因此忽视语言的张力和意象的凝练。

总体而言，台湾与港澳中生代诗歌既有后现代的颠覆，也有新美学的建立，有本土根性的追溯，也有大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重塑，有标举现实生活深层意义的发 掘，也有独树一帜的个人内心独白的倾诉，题材多元，风格多样，诗观各异其趣，唯有对诗歌美学的认知与追求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即对诗意境界的深层次的探 索，多变的形式实验，和表现手法的推陈出新，特别着重于意象的经营，使常用的文字建构成一个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的语言空间，让其中充满想象、神秘、情趣、 盎然生机，以及崇高理想的向往。或许由于台湾与港澳民主降临较早，诗人心灵空间较为广阔，因此他们的诗歌生态一直得到自由而正常的发展。诗人不太讲究“写 什么”，──即对主题或所谓“主旋律”的抉择，什么都可以写，百无禁忌，他们讲究的是“如何写”，即对诗法与创意的不断探究，如何把一首诗营造成一个质量 优良的艺术品，把散漫的语言塑成一首由叙述层次进入美学层次的诗。

今天，两岸四地诗坛都面临着共同的文化困境与不利诗歌发展的大气候，实令人忧心不已。当年的政治威逼尚可遁为地下写作，而今这矫饰而虚夸的大众文化，论价 格而不论价值的消费市场规律，已把重视精神内涵的精致文化逼至边缘地带，诗歌的日趋式微、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可喜的，且可予期待的是，中生代诗 人并不气馁，仍积极于对生命尊严、心灵的纯净，以及诗艺境界的提升等的正面追求。尤其由于网络诗歌有着无限空间，他们的诗歌印刷品市场虽在消退，但他们的 诗歌意识反而越发高昂，诗歌的创造力更见旺盛，诗歌的活动尤为频繁。他们以优雅而真实的语言，忠实地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可贵的质量与严肃的使命是： 给这个麻痹的没有感觉的消费社会写出感觉，给这没有温情的冷酷现实写出温情，给这缺乏价值意识的荒凉人生写出价值意识，给这低俗丑陋的世界写出真实的美 来。“以血写的诗歌才能给人以生命的温度与力度”（鲍昌宝语），这类似尼采的告白在今天仍是一种有力的呼声。

这个结合两岸四地中生代诗歌选集的诞生另有一种副增价值，那就是对两岸四地诗坛的沟通，和不同美学倾向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必将大有裨益。早在上个世纪80 年代中期，笔者曾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大中国诗观”的宏观视角。这个主张乃企图整合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书写，版图重构，和对台湾与海外华文诗歌的重新定位。 这篇文章不仅在阐述两岸五十年来各个发展的诗史，更在促醒当时（文革末期）大陆诗歌的独立性格与现代化的启蒙意识，希望藉理论与创作的交流、对话，以消除 人为的狭隘的地域性与族群的意识形态阴影，使两岸的诗歌既能各自保留其精神和艺术风格的独立性，也能整合成一块完整的大中国诗歌版图。于今，趁两岸四地中 生代诗歌崛起之际，我当年的期许如能因这个选集的问世而得以实现，则这个选集的重要性与历史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九年六月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