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当代诗学论坛文集——傅天虹、许燕转的文章
发布时间:2014-07-18 05:16:38来源于: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

 

《当代诗坛》的诗路历程
 
傅天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
许燕转(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
 
 
摘要:《当代诗坛》是香港支撑时间最久的诗歌刊物之一,从1987年创刊之日起就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作为宗旨。从“民族诗运”的使命承担,到“大中华新诗”的概念提出,及至近些年对“汉语新诗”概念明确化的建构,逐步显示出自觉的定位和诗学视野。本文尝试通过对该刊语言内涵、诗学内涵和文化内涵的辩析,论证《当代诗坛》正是基于以语种定义诗歌这样一种学术事实,才自动呈现出它无与伦比的开放性和融合共生的美学原则。
关键词:《当代诗坛》;汉语新诗;语言内涵;诗学内涵;文化内涵
 
[Abstract] Contemporary poetry is one of the poetry publications which is to support the longest time in Hong Kong, as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strai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new poetry from that date when it founded in 1987. From baring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Poetry Movement”,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Great China New Poetry”, to clearing the vision construction of concept “Chinese New Poetry”, it shows its conscious position and poetic vision gradual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riminate the connotations of language, poetic and culture on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journal, and believ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can present its unparalleled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symbiotic, is based on such an academic fact—to define poetry by languag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poetry Chinese new poetry Language connotations Poetic connotations Culture connotations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大陆,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台港澳诗歌还是禁区,这方面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大陆解禁以后,如何相互沟通,已是当务之急。正是在这样背景下,1987年9月,《当代诗坛》在香港创刊。该刊基本自筹经费,是纯粹的民间刊物。初期是16开本,逢3月、6月、9月、12月的每月15日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创刊费用得到台湾诗人洛夫、张默,香港诗人犁青、路羽资助;创办期间,获得诗坛泰斗、大陆老诗人艾青先生和台湾老诗人钟鼎文先生的支持,他们分别为《当代诗坛》题签刊名(最后选用了艾老的),艾青和钟鼎文先生分别居住在海峡两岸,早在抗战时就是同事和挚友;另外,《当代诗坛》的创刊还得到海内外诗人、学者邵燕祥、谢冕、吴思敬、邹荻帆、流沙河、李瑛、雁翼、墨人、文晓村、向明、黄德伟、李天命、朱寿桐、陶里等的声援。
学者朱寿桐教授认为:“出版之初,《当代诗坛》应该属于颇不起眼的诗歌刊物,然而它却是汉语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明确以跨区域、跨国界的汉语新诗进行定位的刊物。那时候的组编者虽然还没有建构“汉语新文学”或者“汉语新诗”的概念,但已经拥有消解政治和区域格局,在纯粹新诗发展的意义上建构新的文化格局的新潮意识。傅天虹在所撰的创刊号发刊词中这样定位:《当代诗坛》广泛团结“海内外诗友”,大家一起“为民族的诗运尽一份心力”,以筑成一个“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发刊词带着那个时代惯有的唱高调的痕迹,不过这种高调掩藏着的却是一种超前的文学意识:超越国家和区域,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将汉语写成的新诗统一为万紫千红的泱泱诗国。这是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最初的不自觉地萌动。” [1]
第4期起《当代诗坛》联合香港龙香文学社及其他部分第三次大陆南来诗人共同经营,由当代诗学会主办,编委也逐步发展到二十余人,包括创办人、主编傅天虹和编委张诗剑、路羽、盼耕、王心果、吴正、秦岭雪、杨贾郎、邹宗彬、王谐、林子、李剪藕、秀实、春华、夏萍、夏智定、鄞北荻、蔡灵渊、刘一泯、谭帝森、黄德伟、逸灵、邹宗彬、谈耘、晓帆、聂适之等人,并由香港本土诗人、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黄德伟教授和本土诗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李天命教授分别担任顾问和名誉社长。
从1992年开始,部分编务移往澳门。
从2001年第32期开始,刊物采用中英对照形式出版。
从2002年3月第34期开始,刊物由傅天虹和老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联合主编。
从2006年第45期开始,刊物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台湾亚洲大学文理学院、澳门大学中文系等单位协办,并对刊物开本做出革新,同时所有中文排版都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从2010年第53期开始,刊物由当代诗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联合主办。
《当代诗坛》是香港支撑时间最久的诗歌刊物之一,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沟通”两岸四地,整合海内外汉语新诗作为宗旨,从 “民族诗运”的使命承担,到“大中华新诗”的概念提出,及至近几年对“汉语新诗”概念明确化的视野建构,已经历了二十七个年头的坎坷路程。
诗刊在栏目设置上,固定的有“特别推荐”、“实力方阵”、“八方蹄声”、“诗评诗论”、“诗路留痕”、“诗坛简讯”等六种,而每一期又有灵活变动,或以地域变更,或以诗人代际而分流,或以诗风相近而汇合,而有时又因来稿质数而侧重于某个栏目。就总体发展流向而言,诗刊在诗学探索的程度上逐期见增,是诗刊切入当前诗学建构的自觉表现。
《当代诗坛》长期处于艰辛探索之中,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而今回头望去,竟也见到几分葱浓。仅就《当代诗坛》先后加盟者而言,至2012年6月第58期先后已有分布全球各地的101位诗人、学者,蔚然形成百年新诗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多年的办刊探索,及至近几年对“汉语新诗”概念的明确化,令《当代诗坛》在某种意义上有了一种属于诗歌自身的特性,是属于诗人的一种心灵归属。因为“汉语新诗”的视野建构,能凸显出与中国诗的区别,这种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事实上体现了整个中国建立在语言信仰背后的文化信仰的转变,汉语在办刊运作中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 “汉语新诗”新视野的建构令刊物具有广阔的覆盖性,它包含了新诗时间跨度上的近百年,也收纳了不同政治意义上的版块区域的空间分流显现,使得中国新诗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体认,这种体认指向的并不是时代或者人为的定性,而是一种由诗歌自身审美形态所生发的一种抽象的皈依。
本文尝试通过辩析该刊的语言内涵、诗学内涵和文化内涵,说明《当代诗坛》正是基于以语种定义诗歌这样一种学术事实,才自动呈现出它无与伦比的开放性和融合共生的美学原则。
 
 
在进入80/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诗坛最大的表现就是“统一”被多种“单一”所取代。众说纷纭的诗歌主张和宣告,喧腾的展出与表演,在共时地“狂欢”,而背后最大的原因却在于诗人的个体意识得到无以复加的强调。谢冕早在80年代末便警觉地说过“这是一个否定偶象因而也失去偶象的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怀疑权威因而也无视权威的文学时代,这又是一个不承认既有秩序,因此失去秩序的文学时代。所有的文学参与者都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文学信念,他们匆匆往前赶去而不再左右顾盼。艺术家的独立性和‘狂妄’的艺术自信,构成一个自以为是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首先要论及的因素便是无序性。那种为一个统一的秩序所策动的文学秩序已成隔世。甚至前些年出现的由一篇名作或一个名家的出现而立即造成一种轰动,从而竞相模仿的秩序也成了昨日。”[2]
在这种“无秩序”、“无中心”的时代思潮的喧嚣中, 《当代诗坛》同人们以连接两岸四地,沟通内地海外为宗旨,将“大中华新诗”概念坚持了10多年,其间深感难以挣脱被区域政治和意识形态绑架的诗歌框架。刊物为了选择新的的办刊概念长期处于焦虑而又执着的探索中,近些年同人们终于体验到了“汉语新诗”概念的有效性。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当代诗坛》终于回朔到新诗的语言学基础部分,接触到新诗主体性建设的根本。
重新认识汉语, 已成为《当代诗坛》办刊的根本理念。不言而喻,现代白话在全民族共同参与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业已成长为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现代汉语。一代代语言艺术大师锤炼的结晶——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包括新诗,被认定为我们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法规范。“汉语新诗”概念所指称的汉语就是现代汉语,这是对新诗文化身份的规定。这种语言运用上的差异事实上体现了整个中国建立在语言信仰背后的文化信仰的转变,汉语在这里不仅包含一种诗歌工具的简单意义,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品质。”
“‘汉语新诗’正可以从根本上体认新诗的语言学基础。‘汉语新诗’的‘汉语’,不仅仅在于隐喻本身这一人类语言在其身后的文化积淀之中,即在汉语中积淀了前人以往的经验,而且这些积淀能作为符号经过诗人的创作重新集中起来,为后世读者所理解所感动。所以,‘汉语新诗’有效地更改了那种更多地停留在对‘现代’语义强调的‘现代汉诗’的偏重,不仅指陈时间维度上‘代际’性的文类秩序,还更指向一种连续性的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而不是诗歌本质上的对立。由此,汉语新诗也将在诸多层面上实现正本清源的意义。”[3]
与西文相比,现代汉语在音韵上的特征,是一字一音,或一词一音,形音同一,声调上有四声、平仄。这种独特的音节、声调特征,具有形音谐一的特殊形式美,是诗歌组织节奏、韵律,创造音乐美的天然优越条件,它同时又造成汉语句形组合的自由,并导致语义的灵活性和多义性,使汉语诗歌获得独特的诗美。这说明,汉语言本身就赋有诗性特征。
不同于纯粹作为音响符号、诉诸听觉的抽象性的西文拼音文字体系,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直观的视觉特点和感性魅力。汉字的构形特点,是形象性和艺术性。它处处显示着汉民族文字、语言创制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和记忆,携带了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汉语诗歌多出了一种西文诗歌所不具备的魅力:它可在语义层面之上,由其字形率先传达给读者一重文化信息和审美信息。 “汉文字实则是文字与视觉艺术的混合体,而艺术的威力主要是直接震动感官。” “汉字本身就是诗、书、画三者结合的时间——空间的双重艺术。”[4]着眼于汉语诗歌的外部特征,汉语的语音、字形、词汇和语法特点指向诗歌文体的形成机制问题;向其内部考察,则可见汉语言是造就汉语诗歌独特诗美的渊源。所以,“语言之于诗,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替换的外套,或者如过去人们常说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具体语言都从根本上成就了一种具体的诗歌和一种具体的诗学,包括它的世界观、审美视域和诗体样式,而且只能成就这样一种而不是多种甚至是普遍的诗和诗学。”[5]
有了“汉语新诗”概念这一把标尺,《当代诗坛》在选择刊登诗歌作品方面是十分精准的。“汉语新诗”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厘清那些试验诗,那些不以现代汉语语言规则为基准的诗歌。一般说来,语言的运作规范是既符合语法规律,又符合语义规律的。而诗歌语言则通常符合语法规律,却可以超越一般语义规律,即在语法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绷紧或松脱、断裂或错位、甚至扭曲变形等语义变异尝试。然而如果超出了这基本的变异范围,而肆意践踏现代汉语语言规则,则大损诗的美感,而造成语义的乖戾、荒诞、背谬,甚或无意义。这种诗,正需要使用“汉语新诗”的内涵与外延对其加以界定。
 
 
新诗起步时的姿态就是背向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向域外寻找新的诗学资源。早前梁启超即在发动“诗界革命”时倡导学习“欧洲意境语句”,由此开始了一个世纪前中国诗歌界的“引进外资”热潮。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新诗,当不为过。新诗的“混血”容貌当使古典诗人触目惊心。因此,《当代诗坛》“汉语新诗”概念之“新”,除了白话这个语言层面的因素,还指向新诗借鉴的西方诗艺和诗学观念。但“汉语新诗”之“汉语”,落脚点却在新诗诗学的“汉语性”上。一方面它表示,现代汉语的运用和现代经验的书写,造成了新诗的现代审美风貌,新的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它指出了新诗保持汉语诗学传统的问题:古典汉语诗学传统既无法割断,同时也是新诗诗学的民族基因。它的血肉、思想,不论包含着何种组织和营养,都要由这一民族基因决定。
从时间上看,《当代诗坛》以现代诗歌为主力,并注意到当代诗坛上老、中、青三代诗人,而且更溯源而上,重现屈原、李白、杜甫、元散曲等瑰丽的传统诗歌,重现原初诗境。这种“对于自己手中和脚下的古典诗歌的宝藏的挖掘和重现阐释”,却“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要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的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势,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为了的汉语诗歌创新的灵感。”[6]古典汉语诗歌和现代汉语诗歌作为两种语言样态的区分和对立情形在这里得到有效的消减和平衡。以历史进化观的姿态回答了从五四“文白之争”肇始的古典诗词与欧化新诗之争问题,厘定各自不可取代的辩证的历史位置。
诗刊对经典与新星寻求同等重视:“本刊同样关注中青年诗人,他们之中不断出现新的生力军。中国诗的未来属于他们。本刊为他们提供了尽可能充分的园地。”诗刊推出了诸如“青春方阵”等年青一代诗人或诗群的力作,质数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诗刊很少对诗歌的外在因素进行扫描,而代以关注诗歌本体的探问,寻求在剥除历史尘埃或推开现实迷雾后的经典性作品,并以此向世界撒播汉语诗歌的精粹。
从地域上看,在当前汉语诗歌的版图上,通常因地域而多分两岸四地及海外,尤其是大陆以外的汉诗通常被视为海外汉诗。而《当代诗坛》沟通了两岸四地及海外华语诗歌的创作, 这种均衡而富有弹性的地域诗歌建构,最终指归汉语诗歌的整体面貌,似天上璀璨的明星,各有安排各有出彩。
下表为各期作者情况统计:
 

期次
 地区
大 陆
 
香港
台湾
澳门
海外
合计(人次)
25
5
15
2
2
/
24
26
6
14
3
2
/
25
27
8
12
6
3
4
33
28
5
20
2
2
3
32
29
6
18
1
4
5
34
30
3
5
1
1
1
11
31
6
2
1
2
/
11
32
3
4
2
3
1
13
33
2
5
3
2
2
14
34
2
6
4
1
1
14
35
11
18
9
1
4
43
36
11
/
14
/
8
33
37
18
/
10
/
4
32
38/39
15
/
1
/
3
19
40/41
6
/
1
/
3
10
42
22
/
2
/
4
28
43/44
47
/
0
/
2
49
45/46
36
2
2
2
6
48
47/48
6
1
1
/
1
9
49/50
20
1
/
/
1
22
51/52
2
3
3
4
6
18
53/54
28
1
1
/
/
30
55/56
45
5
5
1
4
60
57/58
56
2
2
1
1
62
59/60
18
8
20
3
4
53
61/62
38
3
6
1
6
54
合计
(%)
431
(54.6%)
147
(18.6 %)
102
(13%)
35
(4.4%)
74
(9.4%)
789

 
而拓荒性的中英双译,则又体现了另一种视野,这便是走出汉语界而朝向多语沟通的另一层意义。《当代诗坛》从移编澳门的第35期伊始,开创了华语诗歌刊物的中英双译之先河。诗刊请诗人自己选诗,比如牛汉(35期)、王辛笛(36期)、周梦蝶(35期)、库尔特•斯瓦泰克(36期)等,甚至请他们自己翻译成英文,如卞之琳(36期)、余光中(36期)。这样一种主张诗人自觉参与中英双译的作法,是极具拓荒性的。华语诗人目前为止并未能熟练地运用双语,诗刊也组织了专业英译人员从事翻译工作,为诗人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这种汉语与英语的对接,也就是东方诗歌与西方读者的对话,这种“沟通”不仅跨越了大中华,更具有了世界性交流的作用。不仅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提供可资欣赏的精品文本,且可为当代华文诗歌的发展起一种促进作用,也将为华文优秀诗作走向世界创造有力条件。
在此基础上,《当代诗坛》“汉语新诗”概念给定了新诗的诗学内涵,这是得到了极大扩展的新诗内涵。它是“新”的,所以是开放的系统,向已经成功吸收、消化的域外诗学主张开放,并继续向尚未吸收及尚未生成的新的诗学主张开放;它是“汉语”的,所以它应涵盖现代、古典、民间,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少数民族诗歌的诗歌审美范式。它是所有华人的艺术经验和生命体验,它拥有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新诗创作的各种诗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它的样态是多元共生互渗,古典汉语诗学传统、现代海内外资源——入世情怀,独特的生命体验,天人合一观念;意境,用典,比兴说,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肌理,意象,声律,风骨,味;自由体、新格律 诗、象征派、现代派、散文美、民歌、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九十年代台、港、海外“网路诗”;语言特性,修辞方式,文体传统……,这一切,都是构筑新诗诗学 的“汉语性”材料和参照,“汉语新诗”概念依此界定了新诗是融合了历史传统而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汉语诗歌。它是一条织锦,不断把革新元素编织进自身,它是一条长河,沿途汇入所有支流的无尽活水。“汉语新诗”概念对新诗学内涵的揭示,展现了建构新诗主体性的无限可能性,勾起了触发新诗新的艺术创造力、开创汉语 文学艺术未来的遐想。
另一方面,“汉语新诗”概念也包含着提纯、净化新诗品质的功能。对“汉语性”的强调,剥离了新诗存在的种种非诗的因素:如各种功利性因素,再如流行文化的 因素,包括当前新诗创作出表现出的生命体验的浮躁化、粗糙化和简单化,以及语言环境的污染,从而使新诗回归汉语诗歌本身,突出新诗的核心价值。
 
 
创刊之时,《当代诗坛》就承担起“民族诗运”的使命,在创刊号的扉页上,以醒目的黑体字亮出了“促进诗艺交流,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的目标。稍后,随着“大中华新诗”概念的提出,在第42期卷头语中,《当代诗坛》更为自己提出了三项任务:
1.团结。中国现代汉语诗诗人和诗作诞生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的世界各地。他们和他们创作的汉语诗包含各种哲学倾向和思想意识,包含各种风格、形式、流派、题材、体裁。我们主张在热爱祖国、歌赞人性、弘扬正义,开怀人类的旗帜下,所有的现代汉语诗人团结起来。让我们摒弃一切门户之见,宗派情绪,小圈子主意和文人相经的陋习,为了一个目标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正兴和发展中国现代汉语诗,把它推向新的百花争艳的辉煌,我们携手前进,并肩奋斗。
2. 抢救。如果“抢救”的提法有些过分,那就提“保存”。中国现代汉语诗为世界文学提供不少杰出的诗人,大量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品。而诗歌作品真正的价值存于文本,一切都是空谈。这些文本正在散佚中。为了充实世界文学宝库的库藏,我们有责任抢救或保存(包括整理,英译)中国现代汉语诗的各种优秀文本。
3. 突围。当前,中国现代汉语诗潜流汩汩,主流低迷。在商潮和拜金主义的催动下,娱乐文化、消闲文化、快餐文化以至文化垃圾包围诗歌。反传统、反崇高,反英雄、反优美、反诗语等种种思潮对诗歌进行猛烈地侵蚀。平庸化,烦琐堆砌,泛散文化,抒情放逐,都在“先锋”的旗帜下堂而皇之进占缪斯的圣殿。诗歌如果表现出对祖国的挚爱,对人性灭绝的痛恨,对优美情操的歌赞,对人类的悲悯情怀,往往受到嘲笑。如今,中国现代汉语诗危机四伏,处于极不正常的受围剿的状态。对于中国现代汉语诗所面临的困境该如何应对?我们认为反僵化、反教条完全正确。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目前,全力抢救保存优秀诗作和宝贵史料已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为中国现代汉语诗保留一块净土,加强团结,努力创作,争取突破重围,杀出一条血路,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再稍后则是“新诗概念”的逐步明确化,在《当代诗坛》第43•44期卷头语中,参与主编屠岸先生第一次尝试用“现代汉语诗”取代“大中华诗”,他如此表述:“中国新诗——或者叫现代汉语诗,包括海外华人的汉语新诗——的历史,如果以《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作为开端的话……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汉语诗诞生九十周年。”而在该刊第49•50期卷首语中,明确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可能性,并明确宣布了“汉语新诗”概念的有效性。
从他们主动承担起的递增的任务看来,《当代诗坛》的“汉语新诗”概念具有两重文化内涵。
第一重文化内涵涉及身份认同问题。人们早已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交际工具或思想的物质外壳,它被尊为人类一切存在的栖身之所,甚至干脆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对一个民族来说,母语并不是某个族群仅仅基于民族感情而刻意选择使用的语言,它是无可选择的,它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环境的基本要素,是他们自然存在的方式。所以语言是种族的特征,标识了人群的民族属性,也意味着使用者的身份认同。汉语是汉民族共同体使用的母语,是全球华人的种族标记,它是人类一种文明类型的表征。
汉语是以华族人口数量的优势而成为世界第一大语种的,所以具有纯粹、稳定的特征,不同于诸如英语这样的国际语言,是因英美等国经济、文化、科学、军事等方面的领先而成为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语言,更不同于某些前殖民地国家的语言运用情形,那些国家曾因宗主国的轮换而在历史上轮番使用不同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因此,因为语言使用而唤起的身份认同感,在华人社会尤其强烈。新诗不同于西语诗歌、西方诗学体系的特征是,它源自统一的中华文化、古典文学艺术源头,在继承汉文化传统中更新、发展,成为宽阔、汹涌的无尽长河。在主流的新诗诗坛也具有统一、稳定、纯粹的种族特征。
《当代诗坛》“汉语新诗”概念的运用,突破了地域、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描述了汉语世界、汉语文化中新诗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它在全球文化中的独特价值。这种整合,造成了新诗内涵的新的同一性。新诗不同于英语诗歌或英语文学、西班牙语诗歌或西班牙语文学,虽然它们都是跨国界的,但唯独汉语新诗是民族特征最鲜明的诗歌和文学门类。在全球文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而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愈加自觉的时代,“汉语新诗”概念为新诗和汉语文学明晰了身份,也为其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思考自己个体的、集体的、自我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启示。
第二重文化内涵涉及新诗承载和传播的民族文化价值。语言是文明的载体,承载着无量的文化和生命信息。郑敏说:“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都是其本民族的文化地质层,在无声地记载着这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的历史。”“对语言所不可避免的多义及其所自动带入文本的文化、历史踪迹要主动作为审美活动来开发探讨。”[7]汉语新诗的民族特征就体现在汉字和汉语中,正如前述分析,汉字和汉语因其极富民族色彩的字形、语音、语法特质和积淀文化的能力,而层层蕴藏着丰富而清晰、 感性的中华文化的信息,就像汉文化历史的博物馆,存贮、陈列并传承着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历史文化沉积。只要使用汉语写作,在诗人表达具有自觉意识的生命 体验的同时,汉语和汉字所携带的自身的文化信息必然会“自动带入文本”,将华人的世界观、智慧、伦理原则、生存状态、生命态度、审美理想、情感意志呈示给 所有阐释者。
这赖于创作者对语言文字的自觉的选择和使用,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其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无意识行为,甚至还有独立于作者之外的语言文字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文本使用的话语方式,除了作者的主动选择和艺术创造外,也自然地反映了作者所属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情感意志内容等等的深厚积淀,这也是一种 “自动带入文本”的文化讯息。循着语言文字的这些所谓“踪迹”(trace),读者会进入文本结构的一个个蜂巢状的意义空间:一、体现创作主体自主意志的 显性意义空间,二、由语言文字和话语方式构筑的无意识的意义空间,也有由汉语和汉字自身建构的更加隐蔽的意义空间。这第三度空间,竟或位于创作主体的无意识之外,因为它是由汉语、汉字自身携带的文化信息自动组织生成的。这一空间的深层记忆如果被唤醒,汉语新诗的阐释空间是无与伦比的。认识到新诗的汉语文化价值,不仅使我们在新诗主体性建构中获得更多理论资源和启示,也将更加认清建构的路向,并增添信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当代诗坛》之于“汉语新诗”视野的建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它令刊物避免了白话新诗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命意上有明显重复的缺憾,以一种学术的严整和科学性体现出一种以现代汉语操作的新诗的本质特征。第二,它令刊物避免了中国新诗之类的命名对中国以外甚至是中国以内的台港澳诗歌的人为排斥,在汉语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给予新诗以稳定的文化定位。第三,它令刊物避免了汉语旧体诗在现代和当代的复现造成的模糊性,避免了含混地容纳进相关概念的尴尬,例如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现代汉语诗歌等等概念,就可能导致这样的尴尬。这样的视野建构还有助于刊物整合汉语文化圈的地域中心主义,从而将汉语文化理解成一个没有政治边际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文化共同体并未忽略祖国大陆新诗的突出地位。当我们提到汉语,包括汉语新诗和汉语新文学乃至汉语文化,无论何方人士,无论身处何地,心目中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个文化的核心区域,那便是中国。
诚如朱寿桐教授所言:“无论这些诗人来自何处,无论他们原有的诗歌风格如何,也无论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存有如何的差异,当他们集结到《当代诗坛》,他们就好像践行了一个诗性的约定,非常自然地打破了时代、地域、风格和习惯的局限,以一种类似的歌喉吟唱着彼此认同的圆润,以一种相近的情怀弹奏着脉脉相通的情商。在这样的诗学世界,他们徜徉于汉字隽语的江湖,相忘于兄弟倾轧的庙堂,轻藐大洋的阻断,傲视山海的雄阔,那一份轻捷自由实在难得,那一种情绪的沉醉缀合为共同的充满诗性的梦。这梦的语言外壳便是这批人谁也离不开并且谁都爱不择口的汉语,这梦的灵魂便是洋溢着汉语之美和中华文化之韵致的诗情诗性。”[8]
《当代诗坛》二十余年如一载,不去探头伸足于反传统、反崇高,反英雄、反优美、反诗歌等种种解构思潮,不去涉足沾染娱乐文化、消闲文化、快餐文化的地盘,而坚守一种民间化的在野运作,而这种民间又恰恰体现了汉语新诗的大情怀和大视野,拒绝平庸化、烦琐堆砌、泛散文化、抒情放逐。并且这桌“满汉全席”越办越丰盛,越作越有劲,依然显示蓬勃发展的势头。正如其中“诗路留痕”栏目中所呈现的,这二十几年来的风风雨雨、低潮与盛誉,都化为“鸟飞过的痕迹”,而真正沉淀下来的,是一种求经典求沟通求发展的宏伟意愿和工程图景。


[1]朱寿桐:《汉语新诗的“生代”意识与学术自觉——兼论<当代诗坛>的诗学贡献》傅天虹主编《当代诗坛》,银河出版社,香港:2012年6月,第57-58期合刊,p127
[2]谢冕:《没有主潮的时代》,《文艺争鸣》,1988年第3期
[3]傅天虹:《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2010年
[4]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5]周晓风:《现代汉语诗歌与现代汉语诗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5期
[6]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哲学与诗歌是近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p312
[7]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8]朱寿桐:《汉语新诗的“生代”意识与学术自觉——兼论<当代诗坛>的诗学贡献》傅天虹主编《当代诗坛》,银河出版社,香港:2012年6月,第57-58期合刊,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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