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当代诗学论坛文集——张中宇的文章
发布时间：2021-05-10 20:09:24来源于：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

 漢語韻部、調類變異及其對韻律的影響*

 
張中宇*
 
摘  要：漢語韻部劃分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由上古約10-30部，發展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高峰期的32-50部左右，元代開始至現代回落到13-19部之間，形成一個韻部數逐漸增多然後逐漸減少、近於峰形的發展曲線。六朝至唐宋，對音韻的審辨達到超越語言運用一般水平的某種非現實高度（“專業水準”），一定程度增大了押韻難度，卻也把漢語詩歌推到高峰水平。現代漢語韻部數處於歷史“低值”且得益於普通話的普及，詩韻環境為歷史最為優越的時期。古、今漢語聲調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如去聲的出現、平聲的分化、入聲的消失等，但調類總數基本上穩定在4個。就聲調特性來看，古、今漢語都可分為較平穩、少起伏的高平調，以及起伏大、調值較低的仄聲調兩類，且現代漢語平、仄調類分佈進一步優化，因而平仄律在現代語境中仍然存在語言學的可能性。“美的形式”的缺失，可能損害內在精神的有效表達。“有意味的形式”可以傳達言詞、句子結構無法表達的某些情感或意義，有利於創作者在藝術層面更充分、更有力地表現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與現實世界。
關鍵字：漢語；韻部；聲調；韻律；“有意味的形式”
 
 
一、古今漢語韻部的變化
 
關於古代漢語韻部，上古分歧最大。史存直列舉了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嚴可均、江有誥、朱駿聲、章炳麟、黃侃等對上古漢語韻部的劃分結果，少的只有10部（顧炎武），多的達到28部（黃侃）。王力則認為，“先秦共有29個韻部（戰國時代30個韻部）。”王力治古音韻學、漢語史最為系統、詳盡，所以本文主要以王力的相關研究為依據，兼顧其他學者的相關成果進行辨析，考察古、今漢語韻部的基本情形。
語言學家的研究是基於書面文獻材料，尤其是文學作品中的韻文，來分析當時韻部的劃分。王力指出，根據張衡及其同時代的作家（如馬融）的韻文分析，漢代共有29個韻部。魏晉南北朝共有42個韻部，隋代至中唐時期共有50個韻部，晚唐至五代共有40個韻部。宋代共有32個韻部。元代的韻部，也就是《中原音韻》的韻部共19部。明清時代共有15個韻部。現代北京的韻部，比明清時代多1部，共16部，“現代北京的16個韻部和曲藝13轍實際上是一樣的，韻部和轍的數目不同，是由於曲藝合併了3個韻部”。根據王力等語言學家的描述，從先秦到兩漢，包含約1200年以上時間範圍，大致為上古期，韻部大致在10-30部之間。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五代，時間約700年，韻部在40-50部之間，達到高峰，分部最細。宋代300餘年，32個韻部，數量較隋唐時期有所減少。從魏晉到南宋，大致為王力劃分的中古期，時間共約1000餘年，韻部大致在32-50部之間。元代《中原音韻》的韻部以迄於今約800年，韻部在13-19部之間，為有史以來最小值，這是近代到現代漢語韻部的發展情況。
這個變化值得注意。前面已經指出，上古韻部的劃分分歧甚大，原因在於年代久遠，文獻材料相對較少，難以稽考。古音學家顧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廣森、嚴可均、朱駿聲劃分韻部在10-18部之間，分部較少；戴震、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王力劃分先秦韻部在21-29（30）部之間，分部較細。假定顧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廣森、嚴可均、朱駿聲劃分韻部更接近上古原貌的話，則漢語韻部劃分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由先秦大約在10-18部，漢代依王力為29部，發展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高峰期（中古）的32-50部左右，元代開始至今依王力回落到13-19部之間，形成一個韻部數逐漸增多然後逐漸減少、近於峰形的發展曲線。如下圖：






之所以假定先秦韻部更可能在10-18部，是因為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對音的關注和審辨愈細，到唐代達到頂峰，其實這一個階段對音韻的審辨超出了語言運用的一般水準（即大多數人所能分辨的水準），達到超越語言實踐水準的某種非現實的高度（姑且稱為“專業水準”），由此劃分出來的韻部更多，也算合乎情理。但是，上古時期顯然還沒有條件進行很細緻的審辨5，韻部的劃分也就不可能達到隋唐時期的高峰水準。考慮到上古時期更可能依據語言實踐的“一般水準”而不是“專業水準”來進行漢語詩或其他韻文創作，因此，也許顧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廣森、嚴可均、朱駿聲劃分韻部在10-18部之間更接近當時原貌。戴震、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王力則更可能受到隋唐時期的過細審音觀念影響，有可能偏離先秦韻部運用的實際水準。
民國以來，一直在嘗試現代“國語”的韻部整理與劃分。據統計，有關新詩韻部的著述已可見60餘種，實比王力的相關描述更為豐富。趙元任分韻部最多，為24部6；最少的分為9部7。但真正較為通行的是18韻和13轍，少於12韻、多於19韻的支持者都較少。1941年由民國教育部頒行的《中華新韻》分為18韻8；北方民間曲藝更通行13轍9。18韻為學者研究、官方頒行，13韻卻是明清以來民間創作實踐的總結。曲藝採用的13轍合併了18韻的幾個韻部10，這種較寬鬆的劃分有利於兼顧中國南、北語音的差異11，且有實踐的基礎，大致可反映以北方話為基礎的語言實踐的一般狀況或真實狀態，支持者最多。即便按照戴震、王念孫、江有誥、章炳麟、黃侃、王力的劃分，上古時期韻部數量（最多30部）也沒有達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時期最低32部的水準，沒有改變古、今漢語韻部發展的基本“版圖”。這個“版圖”大致就是，在3000餘年古、今漢語演變過程中，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宋時期約1000餘年（中古），就韻部而言，審辨最為細緻，也一定程度超越了漢語實踐的一般水準，為劃分韻部數量最多的時期；從先秦到兩漢1200餘年（上古），從元代至今800餘年（近古至現代），共約2000餘年，韻部劃分反映漢語運用與實踐的一般水準，這個水準大致在20部以下。現代漢語的韻部，較細緻的為18韻，較寬鬆、運用最為普遍的為13轍。顧炎武劃分上古韻部為10部，江永劃分上古韻部為13部，但這兩家對上古韻部最少的劃分，基本上沒有得到普遍認可。也就是說，上古韻部還是更可能多於13部。由此考察，從上古、中古、近古到現代，明清以來通行的曲藝13轍大致是3000餘年漢語史韻部劃分最少的。由於現代漢語韻部劃分少，這樣，每個韻部的字更多，現代漢語詩歌押韻更加容易。就中國詩歌史來看，無疑是韻部最為寬鬆、押韻難度最小的時期。
漢語常用字約3600個，以最通行的13個韻部計算，平均每個韻部約有270個常用字，同韻字非常多。12換句話說，以概率計算，即使不進行任何人為選擇，一個語段平均間隔13個字，就會出現相同韻部的字。以古代漢語詩歌最常見的五言、七言詩為例，如果單句不押韻，偶句押韻，漢語詩歌押韻間隔正好就是10-14字。13這或許並非偶然，而是漢語特性與詩人長期實踐契合的結果。因為漢語韻分佈的特性，正是最終形成漢語藝術押韻頻度的依據。這只是計算某一選定韻部同韻字出現的頻率。如果考慮換韻的因素，即在一個漢語語段中，多個韻部出現同韻字的頻率就更高。也就是說，漢語本身存在大量同韻字，具有韻資源相當富集的特點。就3000餘年古代漢語詩歌考察，除了詩對聯這一個“非典型”特例，幾乎沒有“無韻詩”。儘管古代漢語詩歌押韻的一般間隔為10-14字，但實際的情形是，大多數古代漢語詩歌押韻更密。例如八句的律詩本來只需要四韻，但不少律詩除了第二、第四、第六、第八句押韻，第一句也押韻，這樣平均押韻間隔約為11字。絕句本來只需要兩韻，即第二、第四句押韻，但不少絕句第一句也押韻，這樣平均押韻間隔僅為約9字。押韻密度超過漢語使用同韻字出現的一般概率或頻率，當然是因為語言藝術高於普通語言水準。不過，也唯有漢語中本身儲備了大量潛在的同韻字，這種藝術的提升才有可能，而且在增益韻文魅力的同時，並不損及文學內涵的自由表達。劉勰在《文心雕龍·聲律》中就指出：“屬筆巧易，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14聞一多說，“現在我極喜用韻。本來中國韻極寬，用韻不是難事，並不足以妨害詞意。”15就連自由派的胡適也說，“中國的韻最寬。句尾用韻真是極容易的事。”16
 
二、古今漢語調類的變化
 
（一）古今漢語調類基本變異
關於上古聲調，學術界存在一些不同意見。多數學者認為上古已有聲調的區分，其中有“二聲”說、“三聲”說、“四聲”說、“五聲”說等。王國維主張“五聲”說，認為上古平聲就已分化為二，即陰平、陽平，連同上、去、入，共“五聲”。17王力認為上古有四個聲調，即平、上、長入、短入，指出“漢代還沒有產生去聲。段玉裁說：‘去聲備于魏晉。’我認為他的話是對的”，王力用了不少篇幅，從六個方面證明漢代沒有去聲。18
王力認為，魏晉南北朝的聲調和《切韻》的聲調是一致的，即有平、上、去、入四聲。隋、唐、宋的聲調和魏晉南北朝的聲調一樣，仍舊是平上去入四聲，沒有變化。“宋代平聲未分陰陽，朱熹反切可以證明這一點”。“元代的聲調是漢語聲調的大轉變，由古代的平上去入四聲變為陰陽上去四聲。平聲分為陰陽兩類了，入聲消失了，古入聲字併入了平上去三聲。……古入聲字在今北京話裡也派入平上去三聲（實際上是派入陰陽上去四聲），但是所歸的調類與《中原音韻》不盡相同。《中原音韻》入聲字多派入上聲，與今東北話一致，而今北京話古入聲字派入上聲的很少，多數派入了陰平、陽平和去聲”，明清時代和元代一樣，沒有入聲，而有陰陽上去四聲。現代北京的聲調數目，和元明清的聲調一樣，共有陰平、陽平、上、去四聲。19漢語聲調到近古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首先是平調分出陰、陽，即分化為陰平和陽平兩調。王力認為，“這種分化在十四世紀以前就完成了。”另一個很大的變化是，“普通話的入聲在十四世紀已經消失了……大致說來，古入聲字在現代北京話裡，變為去聲的最多，其次是陽平，其次是陰平，上聲最少”。20羅常培、王均指出，“據粗略的統計：入聲變入去聲的約占入聲字的52%，併入陽平的約占34%，併入陰平的約占10%，併入上聲的只有4%。”21由於入聲與去聲較為接近（入聲與去聲都是降調，但入聲更重更短更急），所以入聲變去聲最多，超過一半。此外，還有一個“輕聲”問題，王力推測，“在十二世紀前後，輕音就產生了”。不過，王力指出，“聲調主要是音高的關係，輕音主要是音強的關係”，所以王力認為，“輕音是語法現象，同時是詞彙現象”，作為詞彙現象的天然輕音並不多，作為語法現象的輕音則較為普遍。由於輕聲詞很少，所以“輕聲”並沒有作為漢語的一個“調類”。王力指出，“在聲調方面，雖然平聲分化為二，但是入聲消失了，也沒有增加聲調的數目。”22
據王力的研究，古代通用語聲調變化仍有三個時期。從先秦到漢代，約1200餘年，還沒有去聲，但仍有4個調類。從魏晉南北朝到宋，約1000餘年，為平、上、去、入四聲。從元代以迄於今，約800年，為陰、陽、上、去四聲。這個變化的時間週期，與韻部發生變化的時間週期大致相當。與韻部劃分不同的是，調類總數保持了穩定，但聲調內部卻在發生變化，如去聲的出現，平聲的分化，入聲的消失等。
（二）現代漢語平、仄調類分佈更為平衡
劉鈞傑較早對現代漢語平、仄調類分佈做了相關的調查和推論：“普通話的平聲字和仄聲字在實際語言裡出現頻率的比例是多少？對這個問題，缺乏精密的統計。不過，根據一些資料推論起來，普通話的平聲字和非平聲字數差不多，出現頻率也差不多。……推論所據有二。一、《廣韻》五卷，每卷字數相去不遠，仄聲三卷，平聲兩卷。但仄聲中的入聲一卷後來分派入平上去三聲。所以《廣韻》中的字在普通話裡面大致是平仄各半。二、筆者曾統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2年頒佈的《常用字表》的二千個常用字，結果為:平聲（陰平、陽平）字共960個左右，上聲字、去聲字共1040個左右，大致是平聲與非平聲各半。”23按照劉鈞傑對2000個常用字的統計，平聲字比例為48%，仄聲字的比例為52%，相差約4個百分點。另儲泰松、蔣雯據1275個帶聲調的音節統計，“總體來說，普通話音節的四聲分佈比較均勻，都在20%-30%之間；從平仄來說，音節數的比是598：677（46.9%：53.1%），也基本平衡。”24儲泰松、蔣雯的統計，平聲音節、仄聲音節相差約6個百分點。據劉湧泉統計，幾個調類在現代漢語中出現的頻率分別是：去聲和半去聲占27.0%，輕聲占22.7%，陽平占20.0%，陰平占15.1%，上聲和半上聲占15.1%（其中半上聲占13.4%）。25上聲、去聲合計占42.1%，陰平、陽平合計占35.1%，相差約7個百分點。這些統計雖然不全一致，但差異不大。劉鈞傑僅依據2000個常用字，範圍有限。儲泰松、蔣雯、劉湧泉的統計則覆蓋更廣。由此可以判斷，現代漢語平聲字略少於仄聲字，相差約在4-7個百分點之間。
《廣韻》平聲2卷，仄聲3卷，平、仄比例為4:6，相差約20個百分點。略統計《平水韻》不同聲調的分佈，平聲共30部，仄聲共76部。平聲2000餘字，仄聲3000餘字，平聲、仄聲字數相差約20個百分點，比例仍為4：6。仄聲中入聲約800餘字，若不計算入聲，平聲與上聲、去聲字數相差約5個百分點。古入聲在現代漢語普通話中消失，分別併入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按羅常培、王均統計合併，約44%的入聲併入平聲，56%入聲併入上聲和去聲。26古代漢語不計算入聲，平聲、仄聲字相差僅5個百分點左右，現代漢語入聲分派進上聲、去聲比進平聲略多，這樣，現代漢語上聲、去聲字比陰平、陽平字多6-7個百分點是合理的，所以以上劉鈞傑、儲泰松、蔣雯、劉湧泉等對現代漢語聲調分佈統計為可信。
比較來看，古代漢語平、仄聲調分佈更不均衡，因為平聲、仄聲（上、去、入）相差約20個百分點。因此若說“難度”，古代漢語詩歌要調整平仄的均衡更不容易。現代漢語如果以陰平、陽平為平聲，以上聲、去聲為仄聲27，由於入聲消失，平聲調數量有所增多，同時仄聲數量有所減少，平聲、仄聲比例較趨於均衡：現代漢語比古代漢語平、仄聲調出現的頻率更接近一半對一半。這個變化可以視為調類分佈或結構的“優化”。首先，平聲是平穩的高音調，更加響亮，發音也相對自然、輕鬆、舒適。平聲調增多，意味著低沉的仄聲調減少了，現代漢語的響度、舒適度，以及隨著響度的增加，分辨度也有所提高。其次，語段發生“孤平”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古代漢語發生“孤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平聲字少於仄聲字20個百分點以上。第三，由於聲調分佈更趨均衡，一個句子出現全平或全仄的可能性更小，通常更容易形成平、仄的某種程度的交替，只需要略加調整，就可使平仄搭配趨於有序或更為合理。換句話說，現代漢語聲調分佈或結構的優化，提供了平、仄遞變的更加有利的條件。
 
三、古、今語音變化的基本趨勢及其對漢語詩歌韻律的影響
 
（一）古、今語音變化的基本趨勢
（1）趨簡  語音的另外一個要素聲母，主要的變化是簡化，數量逐漸減少。按照王力的《漢語語音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中唐）時期，聲母總數均為33個，晚唐至五代時期增至36個，宋代則減少至21個，元代又增至25個，明代減至21個，清代前期20個聲母，清代後期23個聲母，現代北京話的聲母，和清代後期大體一致。28普通話聲母為21個。從本文前面的分析來看，韻母在中古達到高峰以後，總體趨勢也是減少，減少幅度約在30%以上。所以王力說，“上古漢語的語音系統是很複雜的。聲母、韻母都比現代普通話豐富得多。和中古音比較，也顯得複雜些。有些字在上古是不同音的，如‘虞’和‘愚’、‘謀’和‘矛’、‘京’和‘驚’，到中古變為同音了。……到了近古，例如《中原音韻》時代，語音又簡化了一半以上。”29由此來看，漢語的聲母、韻母（韻部）、聲調數量要麼減少，要麼保持不變，總體上都沒有向繁複的方向發展。
（2）穩定  這可以從韻部數來考察。從先秦到兩漢，從元代到現代，約2000年，韻部數大致都在20部左右。魏晉南北朝到唐宋，因為審音細緻的緣故，韻部分細，約在32-50部，大部分時間在40部上下，這個時期約1000餘年。整體來看，韻部劃分經歷了一段超過一般語言實踐水準的精細化時期，又逐漸回落到語言運用一般水準這樣一個穩定狀態。在一個較長的時段內，穩定性往往比較強。聲調也是如此，雖然其中有去聲的出現、平聲的分化、入聲的消失，但總體保持在4個調類左右，聲調總數保持穩定性。其中一個主要的變化是入聲（急降調）消失，但入聲大部分進入去聲（降調）；平聲雖然分成陰平和陽平，但仍然都是比較平穩、起伏不大的高音調。就聲調的特性來看，不管是上古、中古、近古還是現代，4個調類都可分為比較平穩、少起伏的高平調，以及起伏大、調值較低的仄聲調兩類。聲母的簡化，似乎與如何考量方言讀音有關。如適當考慮這些因素，仍然還是比較穩定的。所以史存直認為，“漢語的語音體系有高度的穩固性。……說它有高度的穩固性，並不意味著它始終沒有變化。然而大家應該看清，在將近三千年的漫長歲月中，變了的東西實在不多。拿變了的和未變的東西相比的話，實在可以說是微乎其微。”30
（二）古今語音變化對漢語詩歌的影響
（1）關於詩韻
和小說、散文不同，對於漢語詩歌來說，讀音會存在一些特殊影響，特別是押韻和平仄問題。如北京音、咸陽音、洛陽音、山東音、上海音、浙江音、廣東音發音差異很大，因而押韻或平仄就會存在不小的差異。在一地有韻的詩，到了另一地的語音系統中，可能變成無韻的詩。但是，在中國，不管古代還是現代，都存在超越方言的通用語。遠古有所謂“雅言”，後來是書面的標準語“文言”，現代是普通話。這就相當程度解決了地域遼闊、方言眾多帶來的問題。在今天，押韻、平仄，均以北京語音為准，這是沒有疑問的。古代雖有“通語”或“雅言”，但受傳播技術等制約，實際上難以達到像今天普通話這樣的普及程度。由於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探索、實踐，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標準語音已經成熟並廣泛推行，其普及程度遠超“雅言”、“文言”，已更有利於漢語韻律的規範化並推動漢語詩歌或韻文的發展。
各時期韻部，存在一些分歧。若據王力的研究，古代漢語韻部數量最多達50部，最少15部，極端的最少為10部（顧炎武）。現代漢語最為通用的13轍，韻部數量顯然處於歷史的“低值”。僅據古、今漢語韻部數量來看，現代漢語不但沒有增加難度，詩韻環境得益於通用語的普及大為優化。新詩發生時期之所以出現有韻無韻的問題和對“無韻詩”異乎尋常的寬容，和新詩不可能採用傳統詩詞的舊式韻部，而當時又缺乏全國性的共同語（普通話）有關。當時詩人、語言學家如劉半農、趙元任等，都在想方設法進行語音的調查研究，以便制定可以全國通用的語言方案，以及新詩可以通用的韻部。也就是說，為新詩用韻清除語言方面古、今交替形成的障礙。現在這些障礙早已清除，詩韻環境也處於歷史最為優越的時期，考慮到古代3000餘年詩歌史幾乎沒有“無韻詩”的事實和傳統，考慮到漢語詩韻的藝術優勢和資源優勢，新詩對廢韻的過度寬容似乎不應持續。
新文學發生時期，在胡適看來，國語（白話）的散文、小說，已經沒有疑問。胡適要嘗試做“國語的韻文——所謂‘新詩’”31，因為只有國語（白話）可以做“韻文”，白話的新文學才獲得全面成功。作為新詩開創者與設計者，胡適給新詩的明確定義是“韻文”。新文學發起者對“無韻詩”的寬容，與特定時代背景及文體初創時期所需要的寬鬆及多向探索相關。一般認為1918年5月劉半農在《新青年》發表的《賣蘿蔔的人》，是中國現代最早出現的無韻詩；同年7月劉半農又發表了《窗紙》、《無聊》，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散文詩。不過，或許受胡適“國語的韻文”論約束，新詩發生初期“無韻詩”所占比例並不大。但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據統計，“在大陸最有影響的三大詩歌月刊”《詩刊》、《詩歌報》、《星星》，有韻詩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8.3%、9.3%和9.2%。《詩刊》有韻詩歌所占比例不到1/3，“無韻詩”超過2/3。《詩歌報》、《星星》有韻詩更在1/10以下，“無韻詩”高達90%以上。32這恐怕大大超出了胡適、劉半農這些設計者及早期嘗試者的初衷。
（2）調類與平仄律
古、今漢語聲調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均為4個調類。現代漢語的聲調仍可分為平聲、仄聲兩大類，平聲包括陰平和陽平，仄聲包括上聲和去聲。漢語新詩是否用平仄，這在學術界早已成為定論，即平仄律對新詩顯然不適用。但是，筆者要指出，首先，漢語詩歌平仄規則的產生乃是基於漢語的特性和“歷代詩人藝術經驗的總結”33，平仄律固然相當程度增加了創作的難度，但正是這“有難度的藝術”，推進了中國古典詩歌唐、宋、元三代700餘年詩、詞、曲的高峰發展。這足以證明，“有難度”的平仄律于漢語詩歌水準的提升大為有益，而不是有害。其次，漢語詩歌律規則廢除的充分條件是漢語四聲的消失，現代漢語四聲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基本性質沒有改變，從現代漢語四聲分佈、調整難度等判斷，平仄律在現代漢語詩歌中仍具語言基礎與活力，仍然可能對新詩藝術水準的提升發揮積極作用。即平仄律對於漢語新詩來說，是具備語言學的“可能性”的。至於是不是必要，這是另一個問題。
在齊梁以前，1600年以上的古代漢語詩歌，占中國古典詩歌超過一半的時期，包括《詩經》《楚辭》、漢魏詩歌、樂府等，都沒有平仄的要求。平仄律對漢語詩歌的創作來說會增加相當難度，即增加創作“成本”，並不符合“經濟原則”或“效率原則”。但也要指出，產品的難度、“成本”，往往和品質存在重要關聯。古代漢語詩歌成就最高的唐詩宋詞，都有平仄的嚴格規定，韻部也分得更細，具有更高的難度。但並不“經濟”的平仄律等並沒有損害唐詩的活力，而是把它推向了高峰。筆者認為，平仄律的主要作用是改善漢語詩歌的節奏水準。由於漢語的特性，漢語詩歌不依賴平仄也可以構成節奏，如《詩經》《楚辭》、樂府。但唐宋詩詞的平仄，使節奏更為柔和且更富於美感。調類數量及其性質的穩定性表明，漢語新詩如果要採用平仄規則，難度或“成本”並不大於唐宋時期，因為發端于齊梁時期的平仄律有極大的靈活性。要權衡的僅僅是，創作者付出的難度“成本”，與新詩水準的提升，是不是可以獲得一個最大的公約數。總之，語音的古、今變化，文學史的經驗，並沒有為“廢韻”、“廢平仄”提供依據。
柏拉圖在《斐利布斯篇——論美感》中指出，“形式美所產生的快感是不夾雜痛感的”。柏拉圖以對話方式記錄蘇格拉底說，“真正的快感來自所謂美的顏色，美的形式，它們之中很有一大部分來自氣味和聲音……我的意思是指有些聲音柔和而清楚，產生一種單整的純粹的音調，它們的美就不是相對的，不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係來的，而是絕對的，是從它們的本質來的。它們所產生的快感也是它們所特有的。”34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看來，“美的形式”和藝術的“本質”相關，“是絕對的”，所以並非可有可無。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也指出，“對詩的音律要求應該是十分嚴厲”，“精選和諧的字眼自不難妙合天然。要避免拗字拗音碰起來醜惡難堪：最有內容的詩句、十分高貴的意境，也不能得人欣賞，如果它刺耳難聽。”35布瓦洛顯然認為，“美的形式”的缺失，將損害內在精神的有效表達。“有意味的形式”可以傳達言詞、句子結構無法表達的某些情感或意義，有利於創作者在藝術層面更充分、更有力地表現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與現實世界。節奏、韻、平仄都是可以增加“意味”的有效資源。新詩顯然不能長期忽視藝術形式的美學價值，尤其是，這種價值“不是相對的”。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漢語詩的韻律集中而鮮明地表現漢語文學語言的詩化魅力。漢語新詩韻律學對漢語新文學語言詩性魅力的發現與實踐，其意義或許不止於新詩，有可能帶動漢語新文學整體語言表現力的提升。一種可能的方式是，韻律學研究有助於漢語新文學語言達到一種更高的詩化水準。另一種方式或許是，漢語新文學的小說、戲曲、影視文學等樣式，可能利用有魅力的新詩來推動情節發展和強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像《紅樓夢》裡的詩詞相當程度改變了它的風貌一樣。因此，漢語新詩韻律學在漢語言和中國文學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36
 
注释：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語詩律的語言基因與文化傳統研究”（11BZW093）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中宇，重慶人，哲學博士，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詩學。
1.史存直：《漢語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版，第73-75頁。
2.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版，第32頁。
3.王力：《漢語語音史》，第88、122、192、260、296、358、441、470-478頁。
4.關於漢語史的分期見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新1版，第43頁。
5.文獻記載魏晉時期開始有研究漢語“聲類”的著作（參閱魏征等《隋書·潘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版，第1745頁；趙翼《陔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版，第377頁等），南北朝時期周顒、沈約等才確認平上去入四聲並為世公認，隨後用於詩文創作（參閱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版，第895、1195-1197、1247頁；姚思廉《梁書·范雲沈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版，第243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版，第1779頁等）。這表明魏晉南北朝以前，即上古時期，雖然漢語早有聲調，“當時”卻並沒有很自覺的發現，尤其沒有確認“聲類”，還不可能把韻部細分為平聲韻或入聲韻等。明清以來學者對上古聲調的研究，並不表明上古人已能細辨“聲類”。
6.趙元任：《國音新詩韻》，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此外，如張允和提出22韻（《詩歌新韻》，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蓋國梁提出20韻（《中華韻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洪柏昭提出19韻（《中華新韻府》，嶽麓書社2005年版）等。
7.李慎行：《論新詩韻九道轍的科學性與可行性》，《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4期。此外，如高元白提出10韻（《新詩韻十道轍》，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黎錦熙另提出11韻（《詩歌新韻轍四種調研》，《中國語文》1966年第2期），朱寶全、朱憶魯提出12韻（《華僑出版社1995年版》）等。
8.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頒定中華新韻》（為黎錦熙、魏建功、盧前等編），成都：茹古書局1941年版。
9.可參閱張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轍》，北京：中國大辭典編輯處1937年出版。關於13轍的韻書甚多。
10.現代漢語共有39個韻母，押韻的音節只要求韻腹和韻尾相同，放寬也包括一些韻腹相近韻尾相同的。13個韻部和18個韻部的劃分可參閱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現代漢語（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版，第54、55頁。
11.王力指出，“宋詞中有些真（in、en）庚（eng、ing）通用的例子，因為有些詞家是南方人，南方官話及吳語都是真庚不分的，他們有時候不免受了方音的影響。”（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2版，第756頁）王力指出了中國語音的南北差異問題，這在漢語新詩中仍然存在。他還說，“凡不完全依照正常的押韻規矩，押韻的地方不夠諧和的，叫做‘貧韻’。貧韻又可分為兩種：第一，只有母音相同，詞的收尾的輔音並不相同，叫做‘協音’（assonance）；第二，只有輔音相同，母音並不相同，叫做協字（alliteration）。……在漢語詩裡，像en和eng押韻，in和ing押韻，an和ang押韻，可認為協音；又像in和en押韻，in和un押韻，eng和ong押韻，都可認為協字。”（王力：《漢語詩律學》，第872-873頁）
12.這是一個平均數字，語言的實際分佈並非如此。有些韻部的字更多，稱為“寬韻”；有些韻部的字則少得多，稱為“窄韻”。詩人通常喜歡用“寬韻”，儘量避免用“窄韻”，但也有故意用“窄韻”或“次韻”等作詩的。
13.不同時期韻部劃分差異頗大，例如唐宋時期分聲調劃分為200餘部（不分聲調中唐為50部）。但“鄰韻”往往可以通押（可參見王力《漢語詩律學》，第331頁）。古代漢語詩歌實際使用的韻部大多在10-30部之間。有些時代分韻部太細，就通過各種“通韻”的方式來簡化，並且又會逐步調整到10-30部之間。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書成於1324年，刊行在1333年以後）分為19個韻部，明清以後主要的韻部劃分沒有超過20個韻部。
14.（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版，第385頁。
15.聞一多：《致吳景超》（1922），《聞一多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393頁。
16.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星期評論》1919年10月10日。引自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第302頁。
17.王力：《漢語語音史》，第72-77頁。
18.王力：《漢語語音史》，第77-78、115-119頁。
19.王力：《漢語語音史》，第178-179、253、341、432-433、453、481頁。
20.王力：《漢語史稿》，第229、230-231頁。
21.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修訂版，第143頁。
22.王力：《漢語史稿》，第232-233、243頁。
23.劉鈞傑：《現代漢語講求平仄的調查》，《天津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第90-92頁。
24.儲泰松、蔣雯：《普通話音節的四聲分佈及其例外分析》，《語言文字應用》2006年第4期，第45-52頁。
25.劉湧泉：《有關漢字資訊處理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漢字編碼研究會編《漢字編碼方案彙編》，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4頁。轉引自陸丙甫、王小盾《現代詩歌聲律中的聲調問題——新詩宜用去聲、非去聲的對立來取代平、仄的對立》，《天津師大學報（社科版）》1982年第6期，第85-87頁。
26.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第143頁。
27.這個方案並非沒有爭議。例如鄧丹、石鋒指出，“普通話四個聲調的調型分別為，‘高平’、‘中升’、‘低降’和‘高降’。其中陽平和去聲的動態性比較明顯，而陰平和上聲則傾向於靜態。具有靜態特徵的聲調在語流中的表現相對比較穩定，受相鄰聲調的影響較小，而具有動態特徵的聲調則容易發生變化，受相鄰聲調的影響較大。”（鄧丹、石鋒《普通話雙音節韻律詞的音高分析》，《南開語言學刊》2008年第2期，第50-62頁）因而有一種方案認為陽平和上聲作一類（理由之一是上聲可以變讀為陽平，可證上聲與陽平關係密切），陰平和去聲作一類，其依據是前者為輕音，後者為重音。但這個意見沒有得到多數認可。
28.王力：《漢語語音史》，第15、88、120、181、254、291、346、435、462頁。
29.王力：《漢語語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1版，第165頁。
30.史存直：《漢語史綱要》，第162頁。
31.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星期評論》1919年10月10日。
32.陳仲義：《世紀之交：走出新詩形式建設的困境——關於格律化、自由詩、寬泛性詩體的思考》，《詩刊》2000年第1期，第46-51頁。
33.王力：《中國格律詩的傳統和現代格律詩的問題》，《文學評論》1959年第3期，第1-12頁。
34.（古希臘）柏拉圖：《斐利布斯篇——論美感》，見《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235-236頁。
35.（法）布瓦洛《詩的藝術》，任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9頁。
36.參閱拙作《漢語新詩韻律學的現代歷程》，《南國學術》2016年第4期，第686-6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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