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与交错

——《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出版的意义和影响

白灵

 

【内容摘要】台湾前行代诗人大规模“移花接木”似地填补了“中国新诗史”中五十、六十年代“尴尬的空档”，成了“不得不被提及的那几个名字”；但台湾中生代却在“之后的30年”几乎“被尴尬的忽略”，台湾部份诗人虽被“接枝”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史中，但其后大陆七、八十年代长出的“果实”却尝不出他们基因中该有的“香味”，因此这种“接枝”的效果近乎是失败的，空心的，因此不能不说是两岸新诗史上极大的“戏谑”或“玩笑”。大陆诗人由于“运动性格强烈”，自有其自身的主张和路数，《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一书[1]之出版正显示了两岸诗风在长远发展中平行却交错不足的可虑现象，这与各自的本位主义、中心与边陲的思维作崇有关。此中生代诗选一方面彰显了两岸诗路在其语言风格上的差异，也彰显了过去诸多新诗史编纂上的偏颇、政治操弄、和交流不足的现象。此文先从一甲子以来前行代、中生代、新生代的划分和命名着手，指出代际之间在两岸诗史中的演变，复从复杂科学混沌边缘之突现现象的角度，观察当代诗史中两岸“中生代”不同的命运和诗风的差异，并指出两岸未来继续平行与交错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中生代、诗、混沌边缘、突现

 

一、吊诡的诗史：空档与空白

海峡两岸的新诗史和新诗选集各自一直存在着吊诡和盲点。即使本文拟讨论的《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一书亦然，但它已是二十年来首度将两岸中生代诗人置于同一平台，约略按“比例原则”同时呈现两岸四地诗人作品的第一本诗选。

在台湾1987年解严前，举凡大型的诗坛聚会、大部头诗选集绝大多数概以“中国”二字当抬头，比如1980年，当痖弦编选《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时，厚近九百页，选入诗人152家，所选均以台湾诗人为主干，并不包含大陆1949年以后的任何诗人，萧萧与向阳于1981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新诗大展》一书中并无大陆诗人，笔者与杜十三在1985年策划举办的“一九八五中国现代诗季”的各种座谈、展示、声光表演中，参与者全是台湾当时的老中青三代诗人，当时台湾是以“中国”或“自由中国”自居的，因此七、八十年代台湾即使由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现代主义”回头，兴起“向现实主义回归”的所谓乡土文学论战（1977.4-1978.1）和运动，此乡土却有大小乡土之分，“中国性”始终远大于“台湾性”。[2] 一直到1989年，即使由台湾的杨牧及美国的郑树森两位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两大册，选入诗人97家，层面才首度扩及海峡两岸， 但1949年之后大陆诗人也仅选了北岛、江河、舒婷、杨炼、顾城等五家。可见得到那时，即使大陆第三代诗人已风起云涌，但就台湾学者的观点而言，台湾诗作品的质素还远远走在大陆的前面。

1981年，台湾的詹宏志以《两种文学心灵》一文评论两篇联合报文学奖得奖作品，曾慨叹道：“有时候我很忧心，杞忧着我们卅年来的文学努力，会不会变成一种徒然的浪费？如果三百年后，有人在他中国文学史的末章，要以一百个字来描写这卅年的我们，他将会怎么形容？提及哪几个名字？” [3] 他的文章很快招来反论，许多后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如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性格”，这也成了台湾文学思潮中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等论说的开端。没想到詹宏志近30年前的看法已部份不幸而言中，但至少詹文所提1981年“之前的30年”的台湾前行代诗人却极大规模地“移花接木”似地“接枝到中国新诗史”中，填补了五十、六十年代“尴尬的空档”，成了所有大陆诗选或诗史都“不得不被提及的那几个名字”；但台湾中生代却在“之后的30年”几乎“被尴尬的忽略”。

比如今日随便上网一查，大陆“中国诗歌库”网站关于“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概述”项下，五、六十年代只列了“中国现实主义”、“现代派诗群”、“蓝星诗群”、“创世纪诗群”等四项，台湾占了三个，主要的28个代表诗人台湾有23个（82%）、大陆5个（18%），但自七十年代朦胧诗派起列举的29个诗群诗派，台湾一个也没有。[4]同一网站之“中国现代诗歌史”项下，“50年代代表诗人”“60年代代表诗人”共列举了15位诗人，台湾占了12位（80%），仅昌耀、任洪渊、食指三位是大陆诗人（20%），而“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代表诗人大陆列举了60位，台湾也是一个都没有。[5]又上述网站之“中国现代诗人年表”项下，五十、六十年代列举了51位诗人，台湾占了34位（67%），大陆17位（33%），自七十年代起的30年共列举了386位诗人，台湾仅列了17位（4%），而其中也被选在此本《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51位选入，大陆30位，台湾13位，港澳8位）中的台湾诗人仅有苏绍连、陈克华、白灵、林耀德四位，其余9位均不在其列。其余网站“层层相袭”，人选及比例大致相似，网站大的台湾前行代诗人“风光依旧”，而台湾中生代才有机会“偶尔漏脸”，网站小的则大多“全军覆没”，比如“中国现代诗歌大全”网站共收藏519位诗人的5174首诗[6]，或“中国现代诗歌精品数据库” 网站共收藏308位诗人的4380首诗[7]，或厦门灵石岛的“新诗库”共收274位诗人的3998首诗[8]等，台湾前行代大放异彩，中生代黯淡无光的命运均大同小异。[9]而如“中国现代诗歌三百首”网站所列台湾前行代风头一如“中国诗歌库”的“诗歌史”（五、六十年代中15位占12位），但在其它年代里中生代则挂零。

平面纸本的诗选集更不必谈了，即使如对台湾新诗研究极熟稔的陈仲义2010年的新作《百年新诗百种解读》，所选一百多首诗中也仅列了纪弦、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罗门、席慕蓉、夏宇等的8首诗，并将他们均归为第一辑的“五四 ~ 朦胧诗前”，即均视他们属于1978年朦胧诗年代前的人物或诗作，其中洛夫的《边界望乡》写于1979年访港时，但毕竟出现在五十年代，但席慕蓉的《悲喜剧》写于1981年38岁第一诗集《七里香》出版后、1983年《无怨的青眷》出版前，而夏宇的《甜蜜的后仇》写于24岁的1980年，至少席、夏二人写诗、出版诗集均不早于朦胧诗，影响力主要在八十年代后，却被归为“朦胧诗前”的诗人，不免显得尴尬。

如前所列，詹宏志的预测台湾“卅年来的文学努力”（至1981年止）在大陆新诗史中并不曾阙如，但1981年“之后三十年的文学努力”却恍如空白。一群在五、六十年出现在台湾的诗人“幸运地”成了大陆新诗史的“救火队”、“消防员”，而承继了他们的真传并真正予以发扬光大的台湾中生代诗人却成了“大陆新诗史的朦胧队伍”，几乎难见踪影，而与台湾前行代关系不那么密切的朦胧诗群及第三代诗人反倒顺理成章地“似连实断”地“接枝”了其后的诗史，不能不说是新诗史上极大的“戏谑”或“玩笑”。

回到台湾诗坛亦然，比如2010年才由台湾文学馆出齐的“台湾诗人选集”多达66册，编辑计划从发想到出版，超过8年，历经7任文建会主委、3位台湾文学馆筹备处主任、2任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才完成的大部头诗丛，由于世纪之交已是政治或文化上“台湾性远大于中国性”的原因，入选者有超过一半的诗人竟均属于同一本土诗人群“笠诗社”的成员，而《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所选的13位诗人却仅苏绍连与陈义芝入选，其余中生代诗人再度成为“台湾新诗史的朦胧队伍”，被企图消灭在历史中。

如此，《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中的台湾中生代一边成了“大陆新诗史的朦胧队伍”、另一边成了“台湾新诗史的朦胧队伍”，双头“被刻意空白化”的结果，势必在以后的新诗批评史中成为“可议的议题”，引发强烈的反弹。若不是基于艺术和作品的考虑，却只因强烈的本位主义、以大小土地面积较比的本土意识、地域的主观性和自尊心、政治意识型态的偏执、乃至中心与边陲思维作崇等等，使得两岸的新诗沿革和新诗优劣难以较不偏颇地摆在既竞争又各自发展、既平行又交错的较佳状态中去观察，却一直任其存在着吊诡和盲点，主要的评论家无心、也无力于此，任其目盲似地前行乱撞，显非整个现代汉诗之福。

尤其台湾部份诗人虽被“接枝”至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史中，但其后七、八十年代在大陆长出的“果实”却与此台湾前行代诗人基因中该有的“香味”有别，因此这种“接枝”的效果其实是失败的，近乎“空心的”，大陆诗人由于“运动性格强烈”，自有其自身的主张和路数，《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的出版正显示了两岸诗风在长远发展中一直平行却交错不足的可虑现象，这与各自的本位主义、中心与边陲的思维作崇有关，此书的出版一方面彰显了两岸诗路在其在语言风格上的差异，也彰显了过去新诗史的偏颇、政治操弄、和交流不足的现象。“要是说过去我们的选本多半取历史纵向角度的诗，那么，现在的这个选本，却更像是取一个时代的横切面”（谢冕）[10]，此诗选有意填补这个“横切面”的遗漏和空缺，却只是两岸中生代二十年来“首度交错的开端”，但它会不会是单一个“一现即灭”的泡沫呢？

 

二、平行的“中生代”与受限的交错

2005年5月在台湾举办过一场“台湾中生代诗家论”的现代诗研讨会[11]，它是继2003年举辨过的“台湾前行代诗家论”的研讨会[12]而举行的。2005年10月大陆的《江汉大学学报》（第5期） 也恰巧推出“关于‘中生代’诗人”专号，而“中生代”此一名词的正式共同浮出于两岸诗学研究论坛是2007年3月于珠海举行的“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比上述“中生代”此一地质学名词更早用于文艺上的是台湾的出版品《台湾中生代艺术家》（2001）[13]，稍晚的则有《台湾艺术经典大系·建筑艺术卷·3·台湾建筑中生代的文艺复兴》 （2006）[14]， 《爱恨情愁纪录片 ： 台湾中生代纪录片导演访谈录》（2009）[15]等，“中生代”一词已具有普遍化的趋势。而“新生代”也是地质学名词，两岸都曾大量使用过，或用“新世代”称之，均较无争议。[16]倒是“中生代”、“新生代”此二地质学名词之前的“古生代”一词从未被使用，也不曾称之为“老生代”，台湾则是在世纪之交后改用“前行代”称呼五十、六十年代出现的诗人，如此自1949之后的一甲子刚好有了三代的代际称呼，今日的“前行代”或“中生代”自然也曾“新生代过”、或“新世代过”，比如现在的台湾中生代诗人皆曾出现在简政珍等主编的《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1990）、《新世代诗人精选集》（1998），乃至朱双一著作的《战后台湾新世代文学论》（2002）一书中，如此看来“战后新世代”一词由1945年婴儿潮开始的出生者继承后，几乎延续到2002年他们都已近六十岁了似乎还成立，因此“新生代”又似乎没有“新世代”一词来得“长寿”。

并不像X世代（excluding generation）、Ｙ世代（young generation）、Ｎ世代（net generation）等二战后区分特定世代的方式，或大陆“第三代”、“中间代”等特指某一短期年代诗群，台湾所谓“前行代”、“中生代”、“新生代”是按年龄层粗分诗人辈份的。今日的前行代于五、六十年代曾是新生代，在七十、八十年代曾是中生代，同样的今日的中生代在七十、八十年代曾是新生代，而自2010年起逐次也进入前行代的行列，而“70后”的新生代很快也要陆续进入中生代，这是时间之箭最公平也最无情的对待。这样的划分，可说正诚如吴思敬于《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一文所言，应该具有“宏观描述”、“沟通海峡两岸”、“消解大陆诗坛‘运动情结’”等三方面的效用[17]。

若按艾瑞克森（Eric H· Eric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论（亦称为“人格发展论”）将人的生命区分为八大阶段：婴儿期（受孕到出生）、幼儿期（出生至3岁）、学龄前儿童期（3至6岁）、学龄儿童期（6至12岁）、青少年期（青春期，12至20岁）、成年早期（20至40岁）、成年中期（中年期，40至65岁/或一说60岁）、以及成年晚期（老年期，65岁以上/或一说60岁）。而新生代即在20至40岁之间，中生代即在40至60岁（或65岁）之间，前行代即自60岁（或65岁）起。如以图一表示即可看出上述一甲子以来两岸诗人三代代际的演变：

 

海峡两岸隔绝数十载，由敌对时期的猜忌、欠缺了解状态，到初步稍有互动时期的好奇、与揣想，到末了往来渐趋频繁后，差异性逐步拉近。甚至到近十年时移境转，一方本来有匮乏的经过三十年奋斗后经济大好、人民信心大增，另一方本来创造了经济奇迹的突然为政客所利用分化，大搞族群对立、政治恶斗，经济近二十年陷入停滞不前，唯余人民的自由自主的意识和争取历程可供另一方在未来参酌。而两方优劣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大逆转，直接间接也影响了两岸诗坛的互动模式。比如除了在九十年代前后几年稍有较密切的交流和互动外，之后又沉寂如常。此后若有往来，却又常将所有光环向少数一、二人聚焦，成就所谓“天王现象”。这当然是时代在快速流转中各行各业筛选领头羊的普遍法则，但文学毕竟不是一、二人之文学史，因此《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的出版便标识出一较正常、可以相互观摩较比的模式，虽然受限于篇幅和所选人数，仍不免有抽样性、不免遗漏、以偏概全的隐忧。但正好藉助此一选集，也约略可以看出，两岸新诗在长期的发展中路径的歧出、思维形式的不同、以及表现手法的差异。

在此之前，由于历史因缘和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台湾在五十、六十年代得以在半开放系统状态下，接受西方现代思潮的洗礼，在纪弦等人和现代诗、蓝星、创世纪三大诗社的相互激荡下，将新诗带向一不可思议的高峰。而在大陆，由于1949年后的长期封闭系统，使得大陆新诗的现代主义运动、和蓬勃发展比起台湾足足晚了近三十年。因此“从整体上看，大陆对台湾诗界的介绍和引进是较为积极、也较为客观和全面的” [18]，从八十年代起包括《台湾诗选》（一）（二）（人民文学，1980、1982）、《台湾诗人十二家》（流沙河编，1983）、《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编，1987）、《台湾现代诗选》（春风文艺，刘登翰编，1987）、《当代台湾诗萃》（湖南文艺，蓝海文编，1988）、《台湾青年诗选》（人民文学，张默编，1991 ，而在1987及1988年达至高潮，“这两年仅结集出版各类介绍台湾诗的选本，就多达十余部”[19]。刘登翰当年所编的选集厚达六百多页，当年40岁以下算是新生代的仅选了罗青、沙穗、向阳三人。而张默当时所选的青年诗人（主要是40岁以下）正是今日台湾的中生代一辈（40-60岁）。除1991年张默《台湾青年诗选》中引介的台湾青年诗人（今日已是中生代）外，关于台湾中生代、新生代的引介几乎陷入停顿二十载。

而台湾在引介大陆诗人作品方面，约由1984年起步，大规模的引入诗作是先由诗刋开始，主要是在《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秋水》、《笠》、《新陆》等诗刊刊登大陆诗人作品或制作专辑，开始是推介性质，后来主动投稿逐渐增多。但整个八十年代所推介的仍以朦胧诗派诸将其及前后诗人为主。1988年台北新地出版社推出了《朦胧诗选》、《北岛诗集》、《顾城诗集》三本书，1989年洛夫及大陆李元洛二人所编《大陆当代诗选》由台北尔雅出版，均未及于“近年来流派纷杂，技艺尚未成熟，而有待审慎评估的所谓现代主义第三代的实验性作品”[20]。1989年，台湾的杨牧及美国的郑树森两位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I及Ⅱ两册（洪范版），厚达九百页，选入诗人97家约四百八十首诗，层面扩及海峡两岸，但1949年之后大陆竟仅有北岛、江河、舒婷、杨炼、顾城等五家，也均属朦胧诗的大将。一直要到1991年1月及4月创世纪诗刊之第82、83两期，连续推出“大陆第三代现代诗人作品展”，当年大陆朦胧诗后更新的声音才在台湾读者面前现身，到1993年至92期止，“两年之内，几已囊括了第三代及第三代后青年诗人中的绝大部份代表人物”[21]。等到1995年张默与萧萧合编《新诗三百首》近一千四百页时，虽不免有偏爱台湾诗人之嫌，但已将朦胧诗后第三代诗人的于坚、翟永明、韩东、严力、欧阳江河、海子、默默等诗人均纳入，当时此书中包括北岛在内的大陆中生代诗人（1949-1964出生）就选了32家，层面已相当周延。[22]一直到1999年台北唐山出版社一口气推出十本由台湾黄梁主编的“大陆先锋诗丛”，共出版了朱文、海上、马永波、余怒、周伦佑、虹影、于坚、孟浪、柏桦等九本个人诗选，及一本诗论合集，这是台湾推介大陆诗歌最具规模的一次展出。由此可见得台湾对朦胧诗之后出现的诗人，要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有较全面的介绍。如此看来，两岸中生代相互引介的方式和内容并不对称，大陆中生代在台湾诗坛知名度尚足，但台湾中生代在大陆诗坛几乎是处于喑哑状态。

然而由于大陆诗人众多，朦胧诗后出现的诗人多到不可胜数，因此不同选集所选的诗人，不论是中生代或新生代，名单经常出入极大，差异性之剧烈令人惊讶，当年初出茅芦、多如过江之鲫的青年诗人，经过二、三十年生存竞争法则的大幅度淘汰筛选，如今已成为中生代诗人了，进入稍具权威性的选本中，却仍然“位不安稳”，人选难以有个定数。这在人口有限的台湾诗人群中，尤其是中生代诗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台湾的中坚一代经二、三十年的诗场奋斗，几乎已“尘埃落定”，人数所剩有限。因此在比较两岸中生代诗作时，由于一不必然确定、一几确定，诗风格也易出现迥然不同的论述和观念隔阂。大陆学者吴思敬、香港傅天虹及台湾简政珍所选的《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23]虽然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大陆中生代名单不见于2009年同一年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前浪》（六十位大陆诗人中绝大多数是40至60岁的中生代）[24]的选本中，但前者毕竟是以较平实、宏观的角度，首度整体呈现两岸四地中生代诗人作品的选本，这是过去两岸“各有所偏”、“顶多将对方纳入点缀点缀”的各种选集中较不易见的。却也可看出两岸在引介五、六十年代台湾前行代诗人及七、八十年代大陆朦胧诗及第三代诗人之外，其余世代相互交流的匮乏不足和信息不对称、扭曲的现象极为严重。

 

三、两岸混沌边缘的不同时程和影响

一时代的文学艺术之大幅度跃升、崛起、乃至质变、或革命，一如科学中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讨论，不可能在封闭系统中完成。因为封闭系统常常只带来能量的消耗、有序的消耗、组织的消耗等三重消耗，而且其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封闭系统所产生的熵（Entropy）的增长即系统内无序的增长，而“最高量的熵就是系统内分子的全然无序，它在系统层面上表现为均质和平衡” [25]，“均质和平衡”代表的可能是毫无秩序、组织、动力耗亡殆尽，以致脱序至不可收拾的层面。百年中国历史中试图从封闭系统脱困的状况发生过三次，一次在1911年（清末民初），一次在1949年，一次在1976年，值此年代政治皆处在最动荡难以收拾的情境，于是乃有三次文学的“混沌边缘”现象发生。

此处的“混沌边缘”系“复杂科学”名词，指当一系统由混乱无序“开始”进入有序的当头，大自然或生命“彼此相互作用后，会让整体‘突现’出一个新的、独特的性质”、“丰富的互动关系使整个体系经历了自发的自我组织过程”、因此各组成部分乃能“获得群体特性，例如生命﹑思想﹑及意向， 这是他们个别可能无法拥有的”、“主动的把发生的情况转变为自己的优势”。[26]亦即个人很难单独跃升，必得“复合”后的群体才有此涌现的效应。[27]由此也可约略看出上述百年来三次文学的“混沌边缘”现象必然产生大规模的文学变革，所谓文学经典也多半诞生于此际：第一次自1917年起的白话文学革命，以是有了包括胡适、鲁迅、徐志摩、闻一多等二、三十年代的经典文学作家。第二次自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起，因而台湾新诗方面乃有笔者所称“偏安七子”（周梦蝶、余光中、洛夫、痖弦、商禽、郑愁予、杨牧）的五、六十年代经典诗人的产生。[28]第三次是1976年大陆文革结束起，于是乃有了朦胧诗三剑客、以致其后“非非”、“他们”等“第三代”诗人群的诞生。

只有在“混沌边缘”才易有“突现”（emergence），其前提必须是在“远离平衡时期”或“远离封闭系统”（封闭系统如1911年前之清末时期、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的“孤立系”处境、或1976年文革结束前）的状态，亦即必须处于非闭锁性的“类开放系统”、“适度开放或半开放系统”，使得“信息”仍可透过各种管道取得，但此时却也是人人惶惶不安、无所适从、又能适度度日的年代，很多不同经历的“过去”交错于此，“未来”及下一刻又不知命运会如何下注，无人可以预测，无数的外来的、内发的讯息互以热情的信件和口传递换着，此际可说正处于统计物理学家普利高津（ Glandsdroff， I。 Prigogine） 所谓“远离平衡状态的非线性区”时期。“远离平衡”表示非完全无序，因为整个社会充满隐藏的动能而可能进入有序，“非线性”表示非一般可预期的进程，而是不可预期其会如何转折，以是充满了“突然”和“意外”的跃进。普利高津所谓的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即认为只有开放系统才能与环境通过物质、讯息和能量的交换，可以从外界吸取负熵（negative entropy）来抵消（在台湾是因韩战爆发，美援进入，西化倾向形成，在大陆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则使现代文化思潮信息的取得极为容易），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而两岸一甲子以来分头

进入不同时程的“经典文学时期”，可以图二说明之。[29]

虽然由图二可看出两岸分别在1949年以后及1976年以后的不同时程产生类似的混沌边缘现象，但“封闭系统”一语仍不足以清楚解释同样在1949年同时进入混沌边缘时段的两岸何以一岸可以之后成就经典文学、另一岸则否。尤其台湾一直要到1956年纪弦发起现代派大集结、1959年创世纪诗社走向超现实主义，新诗的“混沌边缘”之“突现”才真正成形，其间也经过漫长的10年。而由北岛等人创刊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也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在北京出现，到1980年谢冕推介后才引发“朦胧体”的争论。原来就突现现象而言，其中隐涵有两个特质，它们是“突现之花”展露中同时具备的一体的两面：

一是约束原则：突现性质必然伴随着一个“约束”或“有限度的束缚”，能适应该约束的行动者会依照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则进行行动和相互作用，此一过程被称做“受限（或受约束）的生成过程”（constrained generating procedures）。亦即即使系统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状态，但仍会有一些简单规则在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不断约束或束缚住这个状态空间，联系与作用越多，稳定性便越大，自由度就越小。当组成部分相互联结或形成一个网络时，就获得了一个“受约束的生成过程”，突现与复杂性便由此而产生。但此种“受约束的生成过程”毕竟是“外铄”的政经社会时空，若此“受约束”过大时（即自由度几乎零），则“突现”将窒息而无以产生（如1949年后的大陆文坛），若“受约束”取消，无约束则无突现的可能（如1987年解严后的台湾文坛）。于是五十年代的台湾由混乱无序到局部“受约束”而逐渐冷却为有序化的时空环境，即成了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试验的温床；而同一时间大陆文坛却在有效的、约束力绝大的中央控制下和红色的高昂的人民情绪中，使本极具可能的“突现之花”脆弱地凋萎。而当1976年后经济走向改革开放，此“约束力”再度放松时，北岛的《回答》即适时出现，而1980年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等“三个崛起”论能排山倒海产生巨大回响，为大陆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之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由此可看出“约束原则”成了非个人所能掌握的外铄的原因。

二是涌现原则：只有在没有中央控制下，“自组织”[30]适应系统的突现机制才会产生，突现性质是自主地进化的，且遵守“自发的多样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spontaneous variation）。此多样性指的是，存在着“构型种类的多样性”（如文学、绘画、摄影）、和同一种类的构型在“功能、行为上的多样性”，比如台湾的五月画会成立于1957年5月，东方画会于1957年11月成立，其成员与台湾文坛、诗坛来往密切，皆在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思潮之间争辩、挣扎、与搏斗，台湾的诗人商禽与二画会密切的互动，竟成了台湾式超现实主义得以“充分发展”[31]的起源。而大陆则在1979年4月成立，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组织，1979年9月开始了“星星画会”的活动，该画会于中国美术馆东侧的栅栏上挂满了雕塑和绘画，吸引了大批观众。1980年2月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参观者每天达到上万人，此后，画展即没有再被批准，其成员同样与大陆文坛、诗坛来往密切，皆在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思潮之间争辩、挣扎、与搏斗。然则其后稍晚出现的“八五新潮展”到后来却自称是“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于是星星画会和“八五新潮运动”，究竟谁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原点”遂成了艺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32]而朦胧诗后才没几年的“第三代（新生代）诗群”大面积、大范围、多方位、大效应的爆发，正是形成今日大陆“中生代诗人群”的主力。这正代表了系统的突现类型越多，或行为的多样性和变异性越大，它就越能对抗环境的干扰，从而存活的机率就越大。[33]

目前台湾的中生代以1950年至1959年出生为主力，加上少部份出生于1965年前后出生的诗人。由于其生也晚，多半出道于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之间，由于已过了前述台湾“混沌边缘”之“突现”期（五、六十年代），又值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前后，故其诗作一方面要摆脱前行代众多诗人光芒照耀的影响，一方面思索如何在大小乡土的现实意识型态中挣扎和求取解脱。而大陆的中生代显然以1960年至1969年出生为主力（于此诗选中约占三分之二弱），加上三分之一稍早出道之1955年前后出生的诗人（知名度较高），他们的出现正逢大陆“混沌边缘”之“突现”期间，参与了“朦胧诗后”大规模现代主义诗潮的爆发期，可以说躬逢盛会，本来处于“原点”的朦胧诗群的光芒也无法抵挡或压抑这样的大潮：这就如同当年把现代诗火种带到台湾的“诗坛三老”纪弦、锺鼎文、覃子豪即使创立了“现代诗社”、“蓝星诗社”，也抵挡不住台湾“混沌边缘”之“突现”期由晚出的“创世纪诗社”所幅射出的耀眼光芒，而不得不渐退居二线，于是乃有“这一次现代派运动最大的受惠者应该是《创世纪》的诗人们”（林亨泰）[34]的说法。因此海峡两岸的中生代诗人的“诗运”其实是不同的，只因为“混沌边缘”的“突现”出现在不同时点，却不必然与他们的诗艺有绝对的关联。

 

四、两岸中生代诗人的诗风和影响

然而此后大陆至1999年“盘峰论坛”关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书面语/口语”的争辩之前，大陆诗坛可说在那之前的二十年间正处于第二节所述的“混沌边缘”的“突现”时期，流派四起、诗人辈出，诗坛极度热闹繁荣，那时活跃的第三代诗人还坚持执笔的，到今日都成了大陆诗坛掌握了话语权的中生代。但原来处于“原点”的朦胧诗主将在八十年代末却远走他国、淡出诗坛，许多那时的新生代也在九十年代初起下港从商，这是政治力量介入民间后使大陆“突现期”产生歧出的特殊现象。而台湾则在八十年代中已达到诗刊诗社发展的高峰，诗开始转向如何传播、和多元形式发展，比如“诗与多媒体复合”的方向，将诗作品声光化，结合相声、雷射、舞蹈、音乐、戏剧等多种媒介，将诗作品当作素材予以舞台化，其后九十年代末网络发达后，又在网络中将诗结合图象、音乐、动画等，使之电子化、数字化，这一部份也是大陆诗坛在诗传播和诗教育方面迄今尚未触及到的。此后台湾则开始进入民主选举、族群被政客操弄、统独极端对立时期，诗人即使不愿触及政治，却都被动地涂抹上蓝或绿的色彩，老一辈诗人受影响最深，中生代次之，但年轻的新生代诗人却在之后不久跳入BBS中活跃，诗的发展也在九十年代中期进入网络中，与原有的诗坛开始有了隔阂和断裂。

依笔者对两岸诗人初步的研究和理解（包括《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一书），或可以简略将两岸一甲子以来的三代诗人粗分其关怀或焦虑的重心列如下表：

 

两岸三代诗人分期(1949~2010)	大陆三代诗人的焦虑重心	台湾三代诗人的焦虑重心
前行代(60岁以上）	两个阶级(1976年前)	两个远方(五0、六0年代）
中生代(40~60岁）	两个语言(七0年代末起）	两个乡土(七0、八0年代）
新生代(40岁以下）	两个制度(七0、八0后出生）	两个诗坛(九0年代起）

 

上表显示了在五、六十年代时，大陆诗人正陷入红与黑“两个阶级”严重斗争的风暴中，无以置身事外、多遭政治漩涡所伤，此时政治力主导之“假性的民间性”始终远大于乃至彻底捣毁了大陆的“中国性”。而台湾当时的新生代诗人（今日的前行代）在有限度的自由中缅怀原乡、憧憬西方，藉助触及不到的“两个远方”挥旗向现代主义进军，展现了“混沌边缘”之突现现象，进入上节所说的“台湾经典时期”，而其中代表进步的“远方”之“现代性”显然大幅压制了另一代表落后的“远方”之“中国性”。

到了七、八十年代，大陆文革噩梦终于结束，改革开放政策使诗人终获喘息，自由、民主一时成为时髦名词，在八十年代末达到顶峰，“现代主义”使语言四处乱窜，各种旗帜争先竞出，大陆诗界也于1949年后首度展现了“混沌边缘”之突现现象，进入上节所说的“大陆经典时期”。而叙事、口语写作运动释放惊人力道，几乎有收束不住之势，书面语与口语的“两个语言”路线平行而难交错，成了大陆诗坛争论不休、却也是不断竞相实验的两个场域此时代表活力的“民间性”力道略大于代表知识经济的“现代性”。同一七、八十年代时期，台湾当时的新生代诗人（今日的中生代）开始自“现代主义”回归，进入“两个乡土”（中国或台湾）争论的“现实主义”阶段，统、独的不同声音开始出现，但“中国性”始终略大于“台湾性”，而诗社竞出、诗刊旋起旋灭，叙事诗、政治诗（抗争性而非歌德性）、女性诗、都市诗、生态诗、图象诗、视觉诗等不同题材四起，在今日的台湾中生代诗人中，“鲜明地呈现出诗人的主体精神和批判意识与独立人格，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有感情有思想的‘人’的真实存在”（王珂）[35]。而这些诗的出现其实都还在台湾处于戒严时期（至1987年）。至于九十年代以后的“两个诗坛”（台湾）和“两个制度”（大陆）时期的讨论，限于篇幅此处暂略。

为了省掉叙述上的烦琐，或可将两岸三代诗人的处境、心境、关心目标或憧憬归结为下列二表：

 

大陆三代诗人	处境	心境	关心目标或憧憬
前行代	极意识型熊的红色	绝望性的黑色	土地、人民(现实）
中生代	有限度自由的白色	抗争性的红色	自由、西方（现代）
新生代	“资”“社”相左的杂色	本质性的灰色	欲望、自我(后现代）
【一甲子以来大陆诗人焦虑的可能变化】： 民间性>>中国性        民间性>现代性     现代性>中国性 （两个阶级(红/黑) 时期）     （两个语言时期）    （两个制度(资/社）时期) 前行代                       中生代                新生代

 

 

台湾三代诗人	处境	心境	关心目标或憧憬
前行代	有限度自由的白色	孤绝性的蓝色	老家、西方（现代）
中生代	批判意识的黄色	理想性的彩色	土地、文化(现实）
新生代	极度开放的彩色	本质性的灰色	欲望、自我(后现代）
【一甲子以来台湾诗人焦虑的可能变化】： 现代性>中国性      中国性>台湾性      台湾性>中国性 （两个远方时期）       （两个乡土时期）       （两个族群/诗坛时期） 前行代                   中生代                 新生代

 

由上列二表大致可看出，大陆中生代诗人由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残留的政治创伤已内化为他们自身所无法觉察到的潜意识或性格，因此在他们的诗中极易呈现“集体性伤口”的倾向，诗中常以黑夜、血、刀、光、影、泪……等词隐微地表现他们的受伤或受迫意识，却也使得他们得以在恰当的时空中于无前人阻挡下展现了集体狂欢似的能量释放，这也问接使得他们的民间性、口语性、叙事性、运动性格强烈的特质在诗中得以尽情展现。而台湾中生代诗人由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大多数能完成正常的、完整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有较多的素养，经济正在转型起飞期，政治属于抗争探索阶段，成长期又值乡土文学运动正起，因此现代与古典、梦想与现实、西方与东方、文化与理想、自由与民主成了他们一生纠葛、关注的重点，表现在诗中则是题材多元而不集中，到末了焦点反而是“不太讲究‘写什么’——即对主题或所谓‘主旋律’的抉择，什么都可以写，百无禁忌，他们讲究的是‘如何写’，即对诗法与创意的不断探究，如何把一首诗营造成一首质量优良的艺术品，把散漫的语言塑成一首由叙述层次进入美学层次的诗”（洛夫）[36]。

    如此由《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及其它相关数据中可看出两岸中生代在几方面呈现了极大的差异：

（1）题材：不论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神性写作、红色写作等等，大陆中生代诗人均倾向于由不同角度或题材向一点集中，而台湾中生代诗人倾向于由一点向四周幅射，前者是“收敛式”的，集中向集体内在的伤口或不满，更讲求诗的主题（如“噬心主题”（陈超））和功能性（如“红色写作”（周伦佑）），而此与其集体的“身体图式”或时代创伤有关，那“一点”有可能是一整代人填也填不满的黑洞。后者是“发散式”的，幅射向凡可触及的，更讲究诗的艺术性和境界；对“怎么写”的重视远胜于“写什么”，认为“格局”或“境界”固是“美、思、力”的结合，但“境界高低”与“艺术的完美度”更有关，而非题材或主题。

（2）语言：尤其在文学语言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比大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差别还大。由于台湾在1979年起流行过长达三、四百行“叙事诗”写作的竞赛，1977年乡土文学文学运动又带入强烈的与土地、工农有关的民间性语言、地方性方言写作，除了少数诗人和诗作外，成功经验不多。因此“口语已经使白话诗的语言如涸池之鱼”固是过实，“‘我手写我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口号”（郑敏）[37]却不能不重予审视和探究。台湾中生代更重视的其实是诗语言与散文语言的互补、少量文言与多数白话的完美搭配问题。对大陆诗人所谓“回到事物本身”、“拒绝隐喻”（于坚）的看法也认为是“障眼法”（陈仲义）[38]，视为诗的语言策略和自省，是通往诗的语境路径之一而非唯一。

（3）形式：大陆多数中生代诗人诗作的不分段似乎是“共识”，部份诗人创喜写中长型的诗作或组诗。在台湾除了余光中擅写不分段的诗作外，诗作分作几段几乎也是“共识”，而且并不完全如王珂所说“由于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参与现实生活的意识，台湾诗人感觉到用小诗来表现如此宏大甚至沉重的话题，他们比大陆中年诗人更喜欢写长诗”，在七、八十年代可能是如此，九十年代以后中生代诗人对小诗（10行以内）、俳句（三行）、乃至图象诗、诗之形式实验、游戏性、和于教学、传播形式的重视和试验越来越讲究。

（4）古典传统：大陆对“中国性”是由五、六十年代的“去化”到七、八十年代的“忽略”，再到世纪之交的重新“认取”或“审视”，但已与原有“中国性”中的温良恭俭让有了区别和隔阂。台湾对“中国性”是由五、六十年代的故意“忽略”到七、八十年代的“回归”和重新“认取”，再到世纪之交的由到有意“去化”，约略可看出两岸对古典传统的传承趋势。但两岸中生代也因此在对待“历史”和“传统”上遂有了差异性，大陆中生代诗人由于“切肤之痛”太深，乃至无心或无力于“历史想象力”者甚为普遍，台湾多数中生代诗人由于浓重的文化乡愁和较深厚完整的古典文学素养、较能欣赏“古典汉语之美”（郑敏）[39]，对以文白夹杂的语言重铸白话诗的未来始终有种历史的责任感。

    （5）实验性：由于网络信息的“不对称”，一方单方面封锁了另一方，使得大陆诗人对台湾所知极为受限，[40]以为“台湾诗人都不建设自己的博客（在台湾称部落格）”、“在观念的前驱性上不如大陆” [41]，殊不知台湾在各种大小长短“诗型”（包括叙事诗、武侠诗、新闻诗、图象诗）、各种语言语境（包括闽南语诗、客语诗）的试验，以及各类题材（包括同志诗、批判意识强烈的政治诗）闯荡早已数十载或十数载，此外如“视觉诗”（与绘画结合）、“诗的声光”（结合摄影、舞蹈、戏剧、相声、表演、装置艺术）、结合DV的“影像诗”早已实行超过一、二十年，即使是“集文字、图形、动画、声音于一体的文本，在台湾称之为数字诗（电子诗）”也都“带来的视觉革命，影响与日俱增，且很难估测未来的势头”（陈仲义）[42]，而上述各项试验的带领人都是台湾的中生代诗人。因此诗的“全方位化”（不只是语言本身）或是两岸皆可思索的方向。

由于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穷尽的，一粒沙或一粒灰都不能，何况是“物自身”或“人自身”涉及或交错的事事物物、社会现象或文学现象？因此习惯于“以偏概全”甚至“以点概全”乃成了所有人类惯常的思维模式。两岸诗坛皆是一虚拟的、实际难以规范、确认的场域，诗坛现象涉及复杂的时空和人群，很难以一时一地一人一语就概括，却常常由于观照者、研究者能力有限、接触不足、时间仓促等因素，希望在极短时间内对不了解的事物有一简略式的概念，不能不对涉及不深的范畴予以“快转”，因此迄今为止，关于海峡两岸诗坛的论述或评介都不免是“以偏概全式”的，本文或也不例外，但《两岸四地中生代诗选》一书的出版或是一重新审视反省令人可议的“接枝式”诗史的一新契机。 

（作者单位：台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