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当代诗学论坛文集——陈仲义的文章
发布时间：2021-05-10 20:09:24来源于：傅天虹汉语新诗藏馆
百年新诗：接受的坎坷困窘、参照反省
陈仲义
                    
                            
内容提要：百年新诗接受同它的诞生一样，充满多灾多难的坎坷、困窘。对于它的前半期，本文采取传统的“时段描述”方法；后半期则尝试“节点+备注”，即从20世纪后半叶采用固定时间段落（十年为一单位），选取有代表性的接受资讯（每固定年度遴选十项）,加以“评点”。以两种不同方法，在前、后期殊途归一的表述中，籍求“一斑窥豹”。在此基础上,讨论新诗接受中何以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应面对何种参照评价，以及因自身问题而引起的省思。
关键词： 新诗   接受   坎坷  困窘   评价  省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诗歌审美接受研究》（FZW005）阶段性成果。
 
一．接受的反复、困窘
新诗接受同它的诞生一样，充满多灾多难的坎坷。一开始是面临接受的合法性、转换性与变迁性的多重困扰。新诗在剪断文言脐带时，冒出惊世骇俗的“断裂”冲动，殊不知文言体内深藏古典美学的“深度装置”,牢牢钳住“新变”方向，谈何容易。黄遵宪们怀抱“新体诗”的激情理想,挣脱藩篱，但“举手投足之中都是古典亲密的身影”（赖彧煌）。直到胡适们“逼上梁山”，高举“诗体解放”大纛，破障“故纸陈言”,情况才有所改观，新诗迅速成为一个新品种而开始流布（年轻学子争相模仿,一时“胡适体”颇为盛行）。但发轫期的稚嫩、夹生、散漫、浮嚣，特别西化，难逃接受的诟病。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刊登大学生读者来信,代表了多数人的存疑: “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耶？……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诗，是否矫枉过正之讥，仆于此事，实在怀疑之至。”而来自新诗内部的,也见不得有多好声气，不是自嘲“胡诌之举”，便是调侃“杂凑之症”，最后归结到“随着嘴乱凑,似乎很容易……,弄到后来，社会上对于新诗自然要抱一种嫌恶轻蔑的态度”。【1】旧派营垒的攻讦尤其刻薄，一直讥为“驴鸣犬吠”（黄侃）,海归洋派们同样不甘落后，“本家同窗”胡先骕动用2万字长文大批《尝试集》“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肤浅之征象主义”、“纤巧之浪漫主义”、“肉体之印象主义”。【2】面对混乱的局面，俞平伯曾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总结出三种反对意见，出自“遗老遗少”“名方斗士”“冬烘先生”，可见接受阻力之大。而远离创作的一般受众多持狐疑围观态度。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胡适谦逊地发出“求援”：“我狠盼望有人把我的实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心平气和的批评，使我也知道这种实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实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3】也还是得不到自家同仁的谅解，甚至“落井下石”，如穆木天就判决道“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 乃源于“作诗须得如作文”的巨大错失。【4】唯美主义的朱湘也遥相呼应：“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这是我试加在《尝试集》的八个字。”【5】犹如火上添油。而在成仿吾的“法眼”里，新诗前五年根本不算什么，除了肯定郭沫若，其余尽遭鞭笞，《人力车夫》（胡适）充其量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不值半文钱；《别北大同学》（康白情）像演说词或散文；就连自个儿的《律己九铭》，不过“如厕”尔尔。【6】即便高于《尝试集》之上的《女神》，也因散文化的毛糙，冒犯了部分读者的期待。
固然对具体文本的贬损暴露早期白话诗生长的羸弱，或许带有更多社会文化上的焦虑，但应该看到,整体社会场域并没有违逆历史潮流，作为社会导向的媒体向来对新事物有一种天然的偏爱与鼓噪，《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诗》月刊、《时事新报·学灯》、《晨报·诗镌》、《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杂志都全面力挺，为早期白话诗、新诗的合法性、诗人身份认同、诗人自我形象塑造摇旗呐喊。1919年，各报刊杂志所刊新诗就超过三千首，平均每天10首，谁能怀疑这一强大的破茧力量不会带来奇迹？新诗集出版,更是一种最直接、最具集束力量的传播。单《新诗集》第一辑丛书就推出18部，其中《尝试集》一版再版 , 连新生的广告词也起了推波助澜的宣传效用：“凡欲认识何者为好诗，欲知诗坛过去之成绩，欲考察各地社会感情，欲征时代精神，欲明民间之疾苦，不可不看。”【7】《女神》销量突破几万册（后续印刷十几次）；最重要选本有《新诗年选》（1919）、《分类白话诗选》（1920）、《新诗三百首》（1922）三种，开山之功，不可等闲。初期的启蒙教育（其时全国在校生逾六百万、期刊5百多份）同样功莫大焉。白话诗进入教材首见1922年《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2首、1922年《基本教科书国文》4首、1922年《初级中学国语读本》7首, 1924年《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近人白话文选》增之30多首，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深远。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讲堂上，已把新诗十年历史讲得“面面俱到”。在此拓荒期间，南开中学十六岁的辛笛,写下第一首白话小诗；就读上海青年会、也是中学生的孙大雨创办了《学生呼》（每期都刊发新诗）；胡风在武昌中学像小牛一样啃啮着青草般诗歌；卞之琳在乡下初中班就设法邮购“志摩线装版”——如此追捧景观，可见“新式的教育”没少为新诗的接受推广立下汗马功劳。全新的作者群和全新的读者群的出现,意味着新诗创作与接受平台的建立。此外，“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试译外国诗”（朱自清）,也成为新诗的另一条接受“出路”。彼时风气多把翻译当成自己的创作成果，“重译”“再译”一度流行（像歌德的四行小诗，竟有五位大家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朱家弊、周开先先后“接力”）,翻译与创作蜜月般互动——无疑增加了新诗接受的“厚度”。这样，新诗草创期在诗人、诗作、媒体、翻译共同推动下，出落成初具形式、别有体香的“宁馨儿”。
稍后的“新月”、“象征”，在发现早期诗美过于潦草之时，便加紧了“缝合”工作，纠偏某些毛糙、涣散、浅白之后，树立了较好的口碑。其实，闻一多最早闻出白话诗的“白开水”味道，主张把新诗元素划分为幻象、情感、音节、藻绘，对应接受的“适口”、“动心”、“悦耳”、“夺目”这样的“四美”观，那可是在1921年6月的《清华周刊》提出来的，颇得先见之明；穆木天从“纯诗”的要求出发，针对早期散文化弊端毫不掩饰喜好：“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源源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场才是诗的世界。”【8】穆木天几乎敞开所有接受器，企图把所谓纯诗的一切优点都吸纳进来。虽然理想与实绩的差距不时遭到奚落。然而必须承认，经过近十年努力，新诗的规范与接受理念开始成型，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显得格外自信：“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构造适当的驱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在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义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9】周作人则做出相对平实客观的指认：“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是很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10】而郑伯奇通过肯定王独清的“融合”——古典的字句，象征的技巧，抒情的情感，继而肯定“这是新诗运动以来很有数的成功”。【11】步入三十年代，梁宗岱在承续穆木天对纯诗的顶礼膜拜后，对象征美学再次给出最高礼遇：“一种超越了灵与肉，梦与醒，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同情底韵律在中间充沛流动着。”是“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彻悟的双重契合。”【12】四十年代，袁可嘉做出了历史综合的新诗现代化吁求“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13】总之，新诗前辈们为矫正早期新诗的简陋，从各种维度都做出不懈努力，新诗步入了尚可接受、较为正常的轨道。
不过，“民族救亡”的峻急使命，从另一侧接替了“诗美”任务, 原本就与“左翼”、“普罗”血脉相连的大众诗潮，风生水起，迅速转换为大批量的朗诵诗、枪杆诗、墙头诗、田野诗等普及形式。鼓动的功能几乎占据全部美学份额。在敌后根据地、解放区,“诗人大众化”代替“象牙塔”，受众们顺应晓畅明朗、昂扬向上的线路一路高歌猛进。在沦陷区、国统区、则出现相异的“讽刺”体，它们都共同承担起整个“社会订货”，且发挥到极致。有论者对此“偏斜”做出解释：“新诗与读者的关系突破了单纯的鉴赏关系。每当社会变化剧烈的时期,新诗往往充当着先锋的角色。新诗的非审美价值不容忽略,事实上往往是“非诗”的这部分使命,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在大众心理急需抒发的时候,使得诗歌传播广泛,接受者众多。”【14】
到了五十年代，单一的政治语境要求公民绝对忠诚，个人空间开始消弭，私人生活放逐，集体主义精神高扬。主流意识形态掌控宏大叙事，哺育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颂歌+战歌模式，连同喜闻乐见的“豆腐干”“顺口溜”风行一时。人们对“村村有诗人”“每个县出一个李白”的伟大号召，不啻欢呼迎合且日夜兼程。毛泽东冷不丁一句“迄无成功”的批语，何止是拒斥心理的顺延：“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除非给一百块大洋。”【15】戏谑之间，从头到尾浇了一盆凉水，叫本已贫血的新诗骤然回缩到“古典加民歌”的唯一产道。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连同全国选印的民歌集出版近800种，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接受范本。几年之后，登峰造极的宣教功能演变为权力御用工具。
直至“破冰”期，国人思想艺术全面觉醒，方才打开全天候的开放窗口。有趣的是，作为精英阶层的朦胧诗因“令人气闷的朦胧”遭遇最初抵制，最终在懂与不懂的魔咒中解除禁令。揭竿而起的第三代，在松动与分化中代表新兴市民力量，以“1986年现代诗大展”为起点，带来诸多重要变更，如“生命意识觉醒”、“语言意识觉醒”、“让诗真正回归诗本身”。然而，对于多数读者来讲，仅仅是 “围观”一下热闹，聆听一点异端声音，他们更愿意用款款深情缅怀记忆中“挥不去的云彩”，沉浸雨巷里的“丁香”，原因是，那些被摧毁了的“深度装置”还在起作用。
有意思的是，踌躇满志的第三代及其后续部队，却遭到了当年曾先锋十足、力挺朦胧的、来自同仁内部的阻击，孙绍振义正辞严《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绝不是一时老愤青的不满，而是代表一大部分受众对于“过速嬗替”的声讨。九十年代的短暂“沉沦”，最终酿成世纪末“盘峰论战”，表面上是民间与知识分子交火，涉及写作资源、全球语境、诗人身份、阅读效应、市场流通、知识气候。实际是两种不同接受美学、不同诗学的“较量”，乃至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新世纪的网络诗歌，更是上演了“古罗马斗兽场”的厮杀，笔者从大大小小上百场的论争中，归纳出社团、运动、流派、思潮的“立场之争”；夹带分歧、分化、分裂气息的“意气之争”；推崇某些极端倾向、取向、趣向的“诗学之争”。网络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经由形形色色实验、探索，理念、观点、文本的大面积碰撞、交流，往往不乏价值闪现。但那些不加检点的放纵、强暴、嬉戏和恶搞，暴露主体人格的缺失和恶俗话语，形成了清浊同流的局面。
 
二 接受的歧路、多元
新诗接受的坎坷历程的确很难用几句话概括,为获取更坚实资讯,我们特地查阅有关新诗的编年史料，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描述，我们拟在下半叶采用固定时间单位（十年为一跨度）、选取有代表性的接受节点（每年度为十项）,以简明的格式出示，且在备注栏做点“句评”。可能有些资讯也不尽然局限于接受范围，与创作有所交集，但从中能得到“一斑窥豹”的效果。
 
                              1950 年度
建国之始，解放、翻身、劳动、大众，几乎成了诗歌全部生存的理由，新生活从此强力左右诗歌的属性，诗歌的工具美学、螺丝钉美学引领着新诗的接受风气。
 
 
 
1960年度
严峻的阶级斗争、反帝反修的历史重任，继续加剧极左路线，由此培育出诗歌创作与诗歌接受充满义不容辞的“社会订货”，“假大空”倾向开始增量。

                               1970年度
处于文革巅峰期，文化上剩下八个样板戏，诗歌上出现两部宣传品:长诗《金训华之歌》（仇学宝），短诗合集《颂歌献给毛主席》（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编）。诗坛一片荒芜，乏善可陈，本年度无奈开了“天窗”。
 
1980年度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急先锋”的诗歌，遇上了最好年头，无论官方、民刊，研讨、诗会，理论、争鸣，都在相对宽松的情势下，发酵般迅速形成全民性的诗歌场域。
 

 
1990 年度
       众所周知, 诗歌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本应继续一路高歌，无奈本年度形势忽然陡转，陷于回落低潮。那种实验、探索、开放的气息已然大大收敛，重要的表征之一是“汪诗热”开始覆盖华夏大地。
 
 
2000年度
世纪末有关诗歌危机论逐渐消退，随着网络兴起，新诗仿佛注入巨大的强心剂,全面复苏，尤其是独立民刊、独立网站，推动民间诗界形成，大大改变了诗歌的生态。
 
2010年度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端,博客、论坛出现退潮，微博、微信的掌上阅读接受成了大趋势。对于困难的现代诗解码与传播，又提供了新的契机。
【16】
 
三.面对何种“参照” 评价
从根本上说，百年新诗的写作与接受一直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欧化、大众与精英、“纯”与“不纯”、“用”与“无用”、 “雅化”与“俗化”、 普及与提高、功利与审美之间来回碰撞、纠结。从来没有一种艺术品类像新诗的接受，既要承担来自社会、文化的合法性的巨大压力，也要化解身份焦虑，及至修正受众的美学情趣而“大伤脑筋”。加上自身太多问题的困扰，无怪乎时不时得弄个“焦头烂额”，“左支右拙”，委实令人同情。
毋庸回避，新诗的成就、存在价值及其前景，一直深受各方面的关注与问责。有二十年代于赓虞的挑剔：“自所谓新诗运动以来，我们尚未看到较完整的诗篇……。” 【17】有三十年代鲁迅的低看：“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18】同一时段伺桁的继续数落：“若将诗作为一种艺术看，我们可以说新诗是毫无收获的，二十年的历史没有产生一个十分成功的诗人”。【19】建国初始，有冯雪峰的不满：“现在新诗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都还不能满意……太不像诗”,“太不像话的作品是相当多的”。【20】即便取得不小业绩的九十年代，尚流传肖鹰的文化悲观论:“关于诗歌的胜利, 一个遥远的祝福”“现实却是，诗歌本身的失败正以不可抵抗的速度到来。”【21】老诗人郑敏同样从源头上做了否定：二十世纪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引入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22】及至新世纪，时不时还会冒出韩寒式的恶言相加：“现代诗这种体裁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没有格式了,那有写歌词的人就行了,还要诗人做什么”。【23】更有文化大家季羡林重磅裁决：“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24】
多方人士对新诗采取普遍疏离态度，显然与古老诗国的传统、人口形成强烈反差。原因是多方面的：立场观念不同、“美学造诣”缺失、主观接受心理千变万化、本体对象无诂的神秘，以及诗教的滞后、受众的隔膜、评鉴机制的错位、接受尺度的混乱，纠结成团团乱麻,新诗一直沦为问题“钉子户”。
但仍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如于坚)：“中国二十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也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 这正是伟大的迹象。”【25】包括著名汉学家顾彬的“高抬高举”——新诗的当代成就胜于小说。是否“成就最高”另当别论，高下辨析也非本书目的。许多被误解、被忽略、或被强调的东西，恰恰说明新诗是艺术接受领域里的一个“百慕大”。
百年来，在多种角度折射下（现代性、全球化、西学、中学、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文类等）,新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不断改名换姓：“宁馨儿”、“混血儿”、“四不像”、古典族谱的 “败家子”、碎片时代的“弃儿”,以及英雄、逆臣、醉汉、傻冒……各种封号、昵称、冠名、表明其身份、户籍的暧昧，加上它自身某些古怪的脾性、戾气，一直让人疑窦丛丛。
在大起大落中做坚定辩护的谢冕先生，从发生学角度一再肯定：新诗的出现及其实验的成功，是中国新文化建设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无到有轰轰烈烈的行进，最可贵的追求是彻底的批判与怀疑精神。它迈出两个步伐，一是表现新内容，二是诗体大解放。很难想象，如今中国人除了新诗，还能寻找到什么传达情感的诗的方式。【26】他同时也指出毛病与局限：缺乏节制的“解放”，使艺术失去准则。非诗性的病根，早在“襁褓”期中不幸种下。一切犹如决堤之水，使成立不可预期。即便在自由诗创作出来之后，人们仍感到心中若有所失。【27】
与谢冕先生不同，洪子诚先生则从平民、大众角度出发，他《在北大课堂读诗》的序言里写道：即使新诗被说得一无是处，它们中有许多曾给我安慰，让我感动，帮助我体验、认识我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表达了在另外的文学样式中并不见得就很多的精神深度。而且我还看到，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找到快乐。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理由。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呢？【28】
两位先生分别从专业与大众角度对新诗表达出充分的信任，笔者拟从接受学的视域再做如下补充：诚然新诗自身尚存诸多弱项，但已然出落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可低估。它承担文言诗的“转型”使命，成为能够适配现代人思维、现代人生活、现代人言说的一种高级精神载体，以其独特的光彩照探世道人心；它在处理世界万物与心灵的关系中,提供了一种此前少有的微妙、细腻而复杂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及物过程中难以言说的能力，把现代汉语的诗性奥妙刷向一个新界面；建立了一套思、说、写趋于统一自由表达的言说语系，在存在感、个体经验、细节感受、求真意志，自由灵性、陌生化诗意和非诗意诸方面，寻求杂糅美学，特别于晚近时段，将百年新诗朝向更具现代感与现代活力的轨道开放。
那么，为何至今现代新诗的地位还难以“定于一尊”呢，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多数受众依然以古典诗歌的尺度为比照。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国人依然不屈不饶拿古诗与新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固然，这个强大的参照系在无意识作用下，是绕不过去的：古诗有超稳定的审美规范，极适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吻合农耕文明的语境，如采用单音单字的“字思维”，充分释放汉诗的弹性蕴藉；推行意境作为最高美学极地，极易滋养、美化人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别契合自然律等等，千年不变。然而，必须看到一个严酷的事实，这一切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已和后起的百年新诗发生了某种离散、脱节、松榫。几年前，笔者曾在一篇论文论证：从差异性出发，从创新性出发，古体诗与现代新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
但是古典诗歌参照系太强大了，公众对新诗的数落与圈内的专业评价很不合拍，普遍不满是：能完整记住新诗名篇的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大量作品诗意散漫，诗质杂芜，距世界之林尚有较大差距，世界级诗人难产；新诗语言缺乏出神入化之境，新诗书写缺乏可操作性系统；新诗的教育留有太多空白，所以真正能走进民众生活和内心的，不敢抱有太大奢望。
其实，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它的挣脱完全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性。故而提倡“花开两处，各表一枝”的评价接受体系，是更为科学合理的明智之举。虽然新诗处在3000:100的时间劣势下（差了30倍），但新诗、现代诗后天的超速“疯长”所带来的前景不可估量。如果坚持同一性立场，坚持非要“决一雌雄”不可，笔者倒建议不妨翻看一下星象图谱——打个比方，古典诗歌就好比成年期的“红巨星”，在发生学意义上属于高峰期后的“熟透”，能量发生巨大耗散而趋于收缩；而现代新诗则好比时生长期的“主序星”，处于“一生中的氢燃烧阶段”，充满活力、扩张、而趋于不断的膨胀生长。
第二参照系是欧化“洗礼”。不可否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新诗以西洋诗为马首是瞻。
早期的译诗一直等同于“创作诗”，表面看是趋之若鹜的横向移植，实际上埋下了 “翻译诗”作为白话诗创作与接受的逻辑起点。受惠于翻译体的欧化语言，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由外而内的变革动能（包括最简单的新式标点和分节分行）。客观的说，早期白话诗很像“刷洗过的文言诗”，也像马褂系着领带的奇装异服。大量外来语的“掺和”和新造词涌现，加速了汉语复音化进程,同时改造了部分汉语语法。演进到上世纪90年代，冠名 “翻译体”的推行，表明“影响的焦虑”浓重得难以化解,直到新世纪初叶才逐步出现互文性的“改写”转向。多年来诗界曾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诗歌几乎“浓缩”了西方的百年道路。西方现代诗歌旅程无疑为中国新诗、现代诗提供了充足的转型机遇，中国新诗、现代诗不是以“分期分批”的阶段性形式实现“蜕变”的，而几乎是共时性“斩获”的。换句话说，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 自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营养过剩。总之，这一外来的镜照在相当程度上已然化为自身的面影。 
第三参照系是自身“小传统”。新诗究竟有没有自家传统？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百年新诗积累了足够丰厚的正反两面艺术经验，连深植国学的台湾大家龚鹏程也认可新诗是一种综合性独立：原本强调是横的移植之物，要表达的也是现代感，可是发展下来，却似乎在开发中国性上反而较有成就。【29】这种综合的独立凸显为自身的特性与优势：即现代诗通过不断的违规和越界来为自己开拓疆土，创造新的范式，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语言。【30】也就是说，百年的探索、实验、挖掘，在无数次争议与沉积中，毕竟涌现一些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有别的新质素。除了精神、灵魂、肉身的存在感外，仅就“诗歌思维术”而言，就添补了此前少见的潜意识、意识流、超验、灵视、智性、交感、“诗想”成分；不断渗透或强化隐喻、象征、荒诞，变形、反讽，悖论、戏剧性、魔幻等元素，乃至后现代的拼贴、装置、变体、跨界等等，或多或少都作为不断刺激与催生的激素，参与本土现代诗的同化顺应，尤其在民间、草根、底层、介入的书写与接受中，逐渐形成自身血肉的一部分。略举两个事实：一个是九十年代叙实性全方位铺开，直指事物的褶皱、细部，前所未有地提升诗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二个是语感——“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其妙至毫巅，超越了以往简单化的对语言的感觉，居然成为衡量一首诗优劣的要素。这些都说明新诗自身艺术经验积累已达到一定厚度（包括负面与失败），开始有了可以“自诩”的资本。
在这个意义，新诗的接受参照系应面对更多现代性的挑剔、面对自身小传统——自由、多变、求新的考核，才有利于在行进中继续建功立业。（以郑敏先生为代表的部分人士一直以来坚称“新诗无传统”，本人看法与之相左，具体另文）。一旦接受参照系有所转变，不再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再耿耿于怀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那就有可能获得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内做出评价的立足。与此同时，更不要把新诗看成铁板一块。它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部分：新诗的前端、尖端部分是属于实验、探索的新异追求，其中成功果实会自然沉淀为自身营养，拥有继续分蘖的推进势头；中间的广大地带是属于融汇性的“老少皆宜”，是经过较长时间积累下来容易被接受的基本盘面；而后拖部位则属于那些老化、钝化、固化、僵化的“过去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稚嫩、夹生（包括实用工具理性），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平庸残部。只有“分门别类”针对三种具体地带（部位），才能避免在发生学与接受学上重蹈“一刀切”的覆辙。重要的是，三大板块其实还得面对时代\历史\社会\现实\当下\美学\个人化的多种维度的审视。如果不分皂白，继续笼统做“一锅端”的、非黑即白的接受，放弃“分切性”具体分析，新诗的接受光区要么跌落漆黑黯淡，一无是处，要么光芒万丈，异常刺目。
 
四 “历险”中的省思
百年新诗，在“新诗无体”的困窘中挣扎，在危机论、衰亡论、无用论、死亡论，夹生论、成熟论的聚讼中沉浮。笔者更愿意倾向一切都还处在探索中的“历险论”。作为新诗的前沿、尖端部分，现代诗一直引领着思想、精神、思维、语言的探险。要是匮缺这一精锐前卫，试想整个艺术领域还将受制于多少“中庸”的掣肘？它的引领性前瞻，虽然注定成功几率不太高，但正是这一前仆后继的推进，让国人的艺术视域与能力少掉了多少徘徊？即便在非诗时代，它所体现的“诗心”与活力依旧流溢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也无需推诿它的“边缘性”、“幽闭症”或“营养不良”。盖因其本体属性，造成某些先天不足。倘若继续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考察，新诗的接受实现比之发生实现，更处于众说纷纭中，值得再三推敲:
其一，面对三千年的古老传统，新诗的接受首先要顶着远非“三座大山”的压力，浚疏集体无意识的封闭心理结构，开启落伍迟滞的民智，破除按部就班的审美习性，这就需要有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除毅然决然的“破”的胆识，更需“立”的智慧。现在许多人都会不约而同揶揄当年第一首白话诗缺乏诗味，然而遥想百年前的那一遭破土，何其褴缕。其重要性在于奠定了新诗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利器，破壁了广阔自由的心灵世界和促发了汹涌澎湃的自由精神。自由心灵与自由精神一直成为日后新诗意识建构的基础——不管创生抑或接受，于国民性的改造与重塑，于中华文明的复苏与建设，都是弥足珍贵、极为重要的资源。最根本的，是启蒙了一大片精神与思维的贫瘠，并由此而光扬日渐开启的根基。
其二．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时运，新诗一直“负债累累”“包袱重重”，显然与它便捷的传达职能大有干系，它不断被要求僭越自身，或成为灵魂的神灯或作为社会的公器，因而十分容易被时代话语所“裹挟”。在百年剧变中，每隔一时段必有重大事件发生，别说热烈参与其间的“社会订货”，即便躲在远远的“阁楼”也难逃“免单”。在一元体制与计划经济制导下，新诗的接受，通常都烙上意识形态烙印，成为见惯不怪的常态。如何在无所不在的公共话语与艺术本体冲突的巨大消长中，协商接受的两难，坚持艺术的审美取向高于历史的认知价值，将继续考验人们的智商。
其三．缺乏稳定规范是新诗的短板，与之相伴的却是不受拘束的活力，进而形成自产自销、自我吸收的“循环”。这就带来一系列追问：新诗的接受版图继续义无反顾地走向“春秋割据”吗？在个人趣味驱策下，有没有可能缓解“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严重对峙？新诗的接受屏幕，终究能够在大众中拉开、扩容多大幅员呢？既允许“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又十分宽容流行性消费？要做到双边“讨好”，十分困难。或许，新诗只有具备了契合时代精神和审美要求的内在艺术质地，在普及教育、传播、翻译等诗事活动配套中，才可能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与认同，进而达成那种理想化的 “入人心深，住人心久”的境界。处理好这个两难的接受悖论，的确十分棘手，但一旦有所突破，岂不是成全一次“进化”？
其四．新诗接受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外在形式接受问题。百年来人们一直诟病新诗没有相对固定的文体格式，导致无法与古典诗歌取得同等“待遇”。代表性论点是：一种文体如果经过百年发展,尚未取得稳定形式,就证明这一文体尚处于探索尝试期,还没有真正走向成熟；由于形式问题没有实质性解决，新诗成就自然有限。因篇幅关系，本节无法触及此问题，权且亮出笔者观点：实践表明，百年诗体形式的设计与接受委实举步维艰，收效不大，主要是没有哪一种具体样式，能为大家所彻底折服，从而形成长期、广泛、稳定的追随。反倒是自由体式经过多年“较量”，巩固了诗体形式中的“老大”地位。所有新诗那些个“泛格律化”的做法，其实多是自由体式范围内的“微束变种”，所以笔者的结论是，新诗文体的接受，是极少数诗体被律化，少量诗体泛格律化，大部分还将继续维持自由体式，形成自由诗主导下的“泛诗体”联盟。新诗的外在体式，只保留外在的分行排列形式就行了。【31】而更前卫的诗人则表示，新诗不是一个文体，仅仅是一个表达方式而已。这样的极端说辞，恐怕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通行？新诗，它应该也有一定的范式，有自己的文本标高，由此衍生接受尺度不致以无限涣散。自由体新诗虽顺应世界大潮，但发展时间不长，经验有限，积淀不厚，对此局限不宜讳疾忌医。反躬自省，不应以对“自由”理解的偏差，对现代性的恣意放纵，而致界限模糊、范式松垮，长期来让一般受众的接受无所适从。
百年新诗，人们都在反思，全球目光、本土视域，外来影响，古典回望……相互交织，莫衷一是。来自诗歌内部的反省声音尤忠言逆耳，比如沈奇先生近年就一直苦口婆心：“新诗百年，虽有创世之功、造山之业，但具体到阅读，总是有诗多而好诗少的遗憾，读来有意思（意义、思想之意思）没味道，或者说是没了汉语诗质的味道，难以与民族心性相通合，这大概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问题。”亦即有意义而少意味，有诗形而乏诗性的“流失”问题。严重到“变来变去，以致边界迷失，中心空茫，标准无着，本质匮乏，唯观念欲望上的标新立异张扬浮躁——由清明的新，到混乱的新，由新之开启到新之阻滞，不得不百年回首，对‘新’重新发问。” 【32】
在肯定的基础上重新发问没错。问题与症结当然也不止于几个，在笔者看来，百年新诗接受的尴尬与虚弱，在五个不同时段分别有着突出的内在缺陷，主要是：因过度与古典诗美规范断裂而产生“脱节”：因过度意识形态化而演变为实利工具；因嬗替太多太快而导致难以适从；因日益退回琐碎的“个我”而出现“自闭”隔绝；因网络载体与消费共谋而滑落娱乐狂欢。
不难分析，局限与失却的原因，有的是娘胎里早就带过来的，属于先天遗传，基因不改；有的是源于文体规范，脾性所致、性格使然；有的是外部引力过于强大，庶几宰制，难以抗拒；有的是主体人格心理，定力不足，随风飘移。而其中最令人忧虑的一大要项，是新诗的接受尺度长期以来一直陷于多元混乱的“空茫”状态。主要根子还在于新诗、现代诗的尺度标准出了“差池”——长期悬而未决、“无法而法”。接下来几章，我们将集中篇幅探究新诗、现代诗接受的争岐、误区、坐标、尺度及品级系列。 我们能找到敲开阿里巴巴门洞的钥匙吗?
   
【1】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1919年2卷第l期。
【2】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1922年第1期。
【3】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号。
【4】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1号，1926年3月。
【5】朱缃：《新诗评论一·尝试集》，《晨报·诗镌》第1号，1926年4月1日。
【6】成仿吾：《诗的防御战》，《创造周报》第1号，1923年5月。
【7】宗白华诗集：《流云》的广告词，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8】同【4】
【9】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1日。
【10】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总第82期，1926年6月7日。
【11】郑伯奇：《“圣母像前”底感想》。《洪水》第3卷第32期，1927年5月1日。
【12】梁宗岱：《象征主义》，《文学季刊》1卷2期，1934年4月。
【13】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
【14】栾慧：《中国现代新诗接受研究》，四川大学，中国知网2007博士论文。
【15】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3.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6】以上六个年度的史料，主要从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彭金山主编《1949-2000年中国诗歌研究·上中下卷》（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0年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12版）等甄选提取。
【17】于赓虞：《诗之艺术·三》，《河北民国日报》1929年第14期。
【18】马蹄疾、陈漱渝主编《鲁迅杂文集·卷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页、第227页。
【19】伺桁：《郭沫若诗歌的反抗精神》，《今代文艺》1936年2号。
【20】冯雪峰：《我对于新诗的意见》，《人民诗歌》（复刊）1951年第1期。
【21】肖鹰：《形象与生存一一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22】郑敏：《世纪末的回顾: 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23】韩寒博客http://hanhans.sohu.eom,2006.9.26。
【24】季羡林：《季羡林谈写作》，季羡林研究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此句著名论断其实在1998年已说过，十年之后再度形成轰动。
【25】于坚：《新诗:存在还是死亡?》,《新京报》2006.10.18。
【26】谢冕：《论中国新诗》，《燕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7】谢冕：《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燕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8】洪子诚:《在北大课堂读诗》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9】龚鹏程：《现代性与中国性：关于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叙事》，《诗书画》2011年第1期。
【30】唐欣：《新诗和现代诗若干问题刍议》，http://www.poemlife.com，2007.3.31。
【31】陈仲义：《自由诗主导下的“泛诗体”联盟——新诗形式建设再思考》，《文艺评论》2010年第1期。
【32】沈奇：《新诗：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新诗百年反思谈片》，《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作者单位  厦门城市学院  邮编36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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